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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廠房。網上圖片
我認識兩群年輕人。
一群是與我一樣的大學生，他們生活在象牙塔，與圖書館、湖光山色相伴。另一群工作在鋼鐵機器，巨大貨櫃，有無數繁雜精密生產環節的廠區裡。這群人總是把他們的上級叫做「老闆」，互相之間哪怕不熟也要大聲用粗口互相稱呼。
在富士康潛伏28天後，我走了出來。我一直試圖把這兩幅圖景聯繫起來。可是很難。只是這兩個地方生活着的人們確實有着相同的年紀，相同的青春夢。
我的潛伏，起因於南方周末對富士康「六連跳」系列自殺原因的調查。編輯部很快發現，南方周末的記者們均因年齡較大無法進入只要20歲上下年輕人的富士康工廠。相較而言，不到23歲的我，很輕鬆就被招入了富士康。
28天的打工潛伏，使我受到了強烈的震撼。這並非因為明白了他們究竟為何而死，而是知悉了他們如何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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