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 磊
今年是文人曹禺誕生一百周年,作為一位曾經寫出《雷雨》這種優秀作品的知名作家,曹禺的百年誕辰引起不少媒體的反應。
來自深圳《晶報》的一篇文字說,曹禺先生23歲寫作《雷雨》,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天才作家。但是,曹禺39歲之後,卻再也沒有寫出有份量的東西。「一直到死,他都沒能回復到他寫《雷雨》時那個自由自在的靈魂。他晚年最大的痛苦就在於此。」曹禺的女兒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晚年的曹禺,總是悔恨自己不夠勤奮。儘管他總是在寫,卻始終沒有拿出一個超越自己的「大東西」。
這段文字,我覺得比較真實。
中國歷史上有江郎才盡的典故。大意是說,以寫作《恨賦》、《別賦》出名的大文人江淹,有一天晚上夢見自己懷中的筆被人拿走了。此後,他再也沒有寫出令自己滿意的文章來。與江郎相對應的,還有李白。據五代時的王仁裕所著《開元天寶遺事》一書稱,李白少年時曾經夢見自己筆頭上開花。
這兩個典故,給人的感覺似乎頗為神異。實際上,天才們,往往具有一般人所沒有的天賦。而寫作這件事,當然需要一定的天賦。但,一個人是否能夠寫得出好文字,恐怕也絕不僅僅是天賦所能決定的。
以李白為例,如果放到文字獄橫行的清代,別說造就「力士脫靴」的佳話,單是一句「仰天大笑出門去」恐怕就會落得一個藐視王權的罪名了——風流人物,是由開放的時代造就的。這是大環境的問題。此外,如果李白真的位列三公了,也絕不會寫出「抽刀斷水水更流」的句子。正是對現實生活的不滿意,造就了一個天才浪子的文字和他的名聲。
江淹當然也是如此。江淹入齊以後,地位日漸顯赫,沒有了早年那種憂讒畏譏之情,也就失去了創作動力。生活如此舒適,哪裡還有點燈熬油、夤夜苦讀的心思?
曹禺為寫不出東西而痛苦,這是一件讓人痛心的事情。但是,如果細細說來,當年寫不出文字的恐怕不僅僅是曹禺自己。沈從文、冰心、郭沫若……諸多文學家後期都沒有什麼成就。說到原因,似乎比較複雜。這些文人,很多人後來甚至享受到部長、副總理級的待遇。對於他們而言,早年那種靠稿酬過日子的困窘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還有一些文人,搖身一變成了文藝活動家——活動比寫作勤奮,自然顆粒不收了。這些人中間,沈從文的情況特殊一些。他後來去研究服飾,基本上躲過了浩劫。而在風頭浪尖上的一些人,則下場比較悲涼。
晚年的巴金情況也要特殊一些。巴金當年也曾經說過一些順應別人意思的話,但是到了晚年,警醒的巴金通過獨立思考和真心的懺悔,寫出了《隨想錄》這樣的文字。即使在今天,這本書中的某些文字仍然是非常深刻的。巴金晚年的成績,當然是苦難磨礪和自由思考的結果。如果沒有當年親身經歷的那些荒唐歲月,那麼,也就不會有《隨想錄》了。
事實證明,文人遭遇富貴,很多時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文人遭遇政治,情況更是千差萬別。今天看來,單純對於文學和文化而言,一個文人沉迷於「活動」和熱鬧之中,本身就是不學無術。弄不好,甚至有可能身敗名裂。
曹禺晚年的痛苦,不在生活條件的優劣,而在於尋找不到「自由自在」的靈魂。換句話說,他的思維已經被格式化掉了。思維不自由,創作也就無法自由。二十多歲可以做到的,七八十歲以後竟然做不到。人生在世,放不下的東西太多。寫不出東西,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這樣看來,「自由自在的靈魂」,自然也是讓江郎保持創作活力的一個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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