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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個月前，她離開香港，去擔任台灣文化部最高的決策者。
九個月後，她回到香港，以公務員的身份考察這裡的文化環境，短短七日，片刻停留，身份轉換，心境依然。
從前的九年，她是身在香港的作家，而如今的這九個月，她是身在台灣的「文化部長」，改變的是頭銜、是外在的稱謂，不變的是對華人世界依然有夢。
所有的努力都不必去刻意彰顯，今時今日的龍應台，暫時放下手中的筆，是為了思索更多，將文化的力量落實得更細微。而唯一不變的，是她依舊心繫香港、心繫台灣。
香港依舊是她的香港，而台灣更從來都是她的台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劉國權
七日裡，走過的行程，其實都是此前九年中，她穿街走巷無數遍的那些路。
只不過身為作家時，背上相機穿上球鞋，誰都不認識自己，而以公務員的身份，帶著同仁、帶著特定的問題意識來考察，印象與感觸截然不同。
龍應台這些天走了不少地方：伙炭藝術家工作室、地下樂團live house等。幾乎每一處行程，隨行的台灣藝術家都和她有相似的感覺──香港草根藝術的表達能量，在這二十年來大幅成長，她們也會從時間表來比較，其實台灣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發展到這樣的程度。
唯獨走到最後一站，龍應台和隨行的台灣人都歎為觀止，自認「這方面台灣距離得很遠，還需要很多的投入才趕得上。」
她們的最後一站是亞洲文獻藝術庫（AAA）和香港藝術博覽會（HK Art Fair）。無論是前者的非牟利NGO運作，還是後者講生意、斤斤計較、國際型的賺錢運作，兩者的國際化程度、專業運轉和高度精準程度，都是台灣目前無法比肩的。
華人世界，兩岸四地，不同的歷史脈絡，導致不同步的發展進程。沒有誰更先進、誰更「偉大」。龍應台認為，相對於大傳統、大敘述的「偉大」，台灣和香港都是邊陲，但她相信邊陲有邊陲的自由和優勢，正因為是邊陲，所以才有溫柔如水的力量，而這，恰恰是大傳統和大敘述所提供的一種另類幫助。
台港文化交流的意義
過去的九年香港經驗，龍應台稱之為「受教育的過程」，她對華人世界的想像實際上也是在這裡被開發出來的，心目中對正統與邊陲的定義，因香港而徹底改變。
她眼中的香港，正在經歷「開花」的階段。就以西九為例，2004年她初來香港時，無法理解，這麼重要的文化建設項目，整個社會怎麼竟然一片寂靜，於是她在文章裡表達自己的震驚：「西九是誰的西九？」其後兩年，大批文化界人士站出來關心、討論西九的發展，再後來政府開始傾聽民意，結構規劃作出重大調整。目睹這樣的過程，本身就是在目睹港人自我認同和文化意識的開展。
這次她前來香港，參觀西九文化區地盤，了解西九場館分期落成的時間表，其中預計最早落成的地標建築「戲曲中心」，剛好與台灣正在建設的文化工程中的戲曲場館，在開幕時間點上相當吻合。因而討論香港的粵劇劇團與台灣國光劇團是否可能合作、香港的粵劇文化是否可深入台灣進行在地交流，也是今次龍應台考察西九的主旨。
她相信，香港和台灣，民間和官方，都該有更多深刻的交流。
從2月15日上任，整整九個月，她始終在思索：「相較於香港，台灣的力量在哪裡表現出來？」台灣不具有香港「逃生門」的特質，在龍應台的形容中，「它反而是一個讓人想留下來，找一片有土的地方去種絲瓜的地方。」
香港政府官員告訴她，台灣已變成香港人想去度幾天假的第一選擇，那麼台灣最可愛的地方在哪裡？
龍應台說：「台灣的可愛就在於它不假裝，不用力變成甚麼樣子，大的調性上是一種文化的從容。」而她更希望以後香港人再去台灣時，手裡不只拿著一份地圖找士林夜市、找武昌街的美食，「我想以後香港的朋友到台灣，說不定可以手上有個地圖，知道台北哪條街有獨立書店，然後再到台中的獨立書店，再去淡水河邊，那裡有個只賣詩集的獨立書店——就像荷花池裡只有荷花，沒有一根雜草。」她相信，倘若港人可以這樣拿著地圖從南到北、從西到東走台灣，將會是一種不同的文化碰撞。
文化的細水長流
龍應台心目中的文化部不是為政府做宣傳，而是幫助台灣的文學家、藝術家等文化界別人士和全世界做朋友。而身為「文化部長」，她要考慮的是怎樣可以為台灣文藝搭更多的橋樑，怎樣將資源的再分配做得更好、定位得更清楚。
「文化部不是一個人就能完成的東西，我有500位同仁在文化部本部，還有很多在博物館、交響樂團，它總共是兩千人的集體工作。」
這九個月來，她思索了些甚麼？
她用相機拍下台灣屏東街頭騎摩托車的一家四口，那張照片裡，最小的小女孩躲在帽子後面已經睡著了。她常常和次長、司長討論的是：「我們是資源的再分配者，納稅人的錢放在我們政府手上，然後我們去考慮資源要如何用，是全都用到大都市裡鋪著紅色地毯、掛水晶燈的那些地方嗎？那像屏東鄉下這樣一家四口，媽媽帶著三個小孩，請問她們得到的文化資源到底有多少？」
她在思索的是：「那些資源怎樣做，才能讓那個躲在帽子後面睡著的孩子也受到文化的滋養？我們要服務的文化精英和我們的草根大眾間的關係是甚麼？」
於是，當龍應台在和同仁開規劃會議時，她要求每一個文化官員質問自己：「我受全民之託拿著納稅人錢的時候，我對不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有沒有慎思明辨？我有沒有追蹤評鑒？我對不對得起住在部落深山裡的原住民小孩？」
這就是台灣首任「文化部長」的核心思想。
與此同時，龍應台也必須思索在一個已經運行得相當成熟的民主制度中，她這個文化部最高決策者，跟代表民意的立法委員間的關係是甚麼？當她有壓力時，到底甚麼是應該妥協的？這樣的問題是在每一個公文批示上、每一個要做的回應中，都必須進行的思路決定。她坦言：「我有時候必須要用某個比例的妥協，來換取更重大的事情，那這種判斷中，重大的事情跟不得不做的比較小的妥協，這中間比例的挑戰，每天都在進行。」一天24小時、一周七天，排山倒海的抉擇都在挑戰著她。而她更需要不斷思索：「在每四年換一個執政者、換一個『文化部長』的這種體制裡面，究竟怎樣能做到文化的細水長流，如何去細水長流？」
台灣很小、很泥土，可因為各種歷史因素，龍應台認為，台灣在華人的文化傳統中反而變得比較可以用實踐去落實。「當有一個願景卻要做出來時，你會跌倒、膝蓋會流血、會做錯、會羞愧。」但台灣人更在意的是：「我的膝蓋要怎樣修補，我在最挫敗時，怎樣能有尊嚴地再向前走？」這也是龍應台對文化部的願景和期許。
她認為整個華文世界對台灣的觀察，並不是台灣做得多好，而要看台灣在甚麼地方有所開拓，在甚麼地方摔了跤、摔倒之後又怎麼站起來。
龍應台說：「你們可以把我當做一個民主實踐的標本。」無論台灣有多少缺陷，但在「文化部」這樣一個首次新增的政府部門之中，重視公民文化權的她，必定會以她的方式，去為她的台灣，書寫最動人的文化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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