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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這場日前在港大舉行的講座，是龍應台就任台灣「文化部長」後首次在港舉行的公開演講。
在香港生活過的所有人，沒有人認為自己是它的主人，所有人都是移民，只是來的時段不同，因為有這麼多移民聚集，所以香港很容易讓無論是生活過一年的人，還是九年的，都會覺得「這是我的香港」，所以它有一種開闊的包容力量讓很多外人留下來。當我說「我的香港」時，覺得還蠻舒適的，不會有人覺得「這個香港不是你的」，至於「我的台灣」，當然，從頭到尾我是一個在台灣南部農村和漁村長大的小孩，尤其當你是從距離泥土很近的環境下長大，對這個社會便有更強的認同感，所以「我的台灣」是理所當然的。
香港是「逃生門」
香港的九年歲月對我很重要，因為它推翻了我以前對中國華人世界和歷史的認知，我這一代人在台灣成長，對整個中國文化的認識是從大傳統、大敘述、統一的說法出發，這種大敘述作為核心思維，永遠從北邊來解釋整個區域的結構，是直到我到香港後才被推翻和打破。這是一個多麼巨大的教育過程，到這裡我認識到，香港得利於兩件事情。第一件事，它得利於它的缺點，它是所謂的「邊陲」，最重要的主題外邊的一小塊多出來的地方。因為是邊陲，所以那個規範的大力量，顧及於它的鞭長莫及，所以它有個自由的空間。同時，香港又得利於整個十五六世紀以來，西方不小心把現代化帶進了這個比較空的體系之中（因為是邊陲），所以它一直是中國的一個「逃生門」。
太平天國血流千里，十幾年時間生靈塗炭，能夠逃的人逃到哪裡去？大海吧，或者香港那個小口袋，它的逃生門就打開了，一大堆人湧進香港。戊戌政變的時候，被追捕的人經過逃生門進來。辛亥革命的時候，人往哪裡去？逃生門又打開了。1949年內戰的時候，170萬人湧進來。文革那個你在河裡都撈得到屍體的年代，逃生門又在這裡。一批批的人湧進來時固然帶來很多問題，可是也留下東西，他們帶來資金、歷史經驗和人才，從而灌溉了這個「邊陲」的土地。
辛亥革命後，那些清代翰林到哪裡去了？因為他們有不食周粟的決定，他們不認同「中華民國」的概念，於是經過「逃生門」來到香港。香港大學中文系1927年成立，是受這些清朝翰林和太史所灌溉的。他們還成立了很多書院、學院，教了很多學生。留下了很多書籍善本，這些善本在哪裡？中文大學有，中央圖書館有，香港大學也有，一波又一波不能認同前朝的人，它會從逃生門來到這裡，然後很多智慧的結晶就留在這個「口袋」裡了。
問：很多人認為香港是「文化沙漠」，您對此有何看法？
答：如果你覺得香港是「文化沙漠」，本身已透露出你對文化進行了怎樣的定義。如果你比較窄地把文化定義為用文字傳達思想、限定為所謂「人文」的部分，那麼香港是的，因為它前面150年歷史是那樣走過來的，但如果對文化的定義是一個寬廣定義，那香港文化非常多元豐沛。
我常說我覺得香港是一個「故事島」，它有100個藏著故事的抽屜，但有90個還沒有被打開過。我們不能夠因為90個抽屜裡的故事還沒被好好地說出來，就覺得它是個「文化沙漠」。但如果你去薄扶林村走一趟、去大澳走一趟，甚至禮拜天早上十點之後去任何飲茶的地方、去看一看傳統的婚禮，就會知道香港的民俗文化非常生猛。如果再深入它的粵語文化、粵曲文化，更會知道，粵語的鮮活存在，在這裡保存得比廣州還要好。而如果我們說流行文化（pop culture），談到香港的流行文化，誰會說它是沙漠呀？我們沒有人這麼說。如果再開闊一點說，文化裡同時包含法治的生活方式，那麼香港比很多地方好很多。所以我覺得香港人要有自信，下回別人再提到這個問題時，要反駁說：「請問你對文化的定義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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