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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尼斯。尉瑋 攝
近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熱門名單上，阿多尼斯（Adonis）的名字總會在那。這位敘利亞殿堂級詩人，被薩義德稱為「阿拉伯最挑釁的詩人」。早前，阿多尼斯到香港中文大學參加「國際詩人在香港」活動，記者專訪了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為總統讀首詩
阿多尼斯，原名阿里．艾哈邁德．賽義德．伊斯伯爾，1930年出生於敘利亞北部的一個小村莊。村子很窮，也沒有甚麼學校，年幼的阿里所能接觸的，除了阿拉伯詩歌，就是《古蘭經》。「我很小的時候只有它們陪伴，於是很自然地開始寫詩。」那時，他還只是沒有上過學的13歲青澀少年。那一年，敘利亞總統到各地視察，也到了阿里的小村莊，小男孩想，何不寫首詩讀給總統聽？如果能引起總統的注意，也許就能要求進學校讀書。父親聽完他的計劃，幾乎覺得是天方夜譚，一個農村小孩怎麼能見總統？
只是阿里不肯放棄，他跑到族長家，結果被趕了出來；他知道總統要到市裡，就冒著大雨走了好久到市政廳。幾番波折，最後終於見到總統，在麥克風前讀了自己的詩。
不久後，阿里開始在大馬士革的一家法語學校讀書，他的人生也從這一刻改變。
1950年，阿里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部詩集，1955年，他因為參加敘利亞社會民族主義黨的活動而入獄，1956年遷居黎巴嫩，1980年又因為躲避黎巴嫩內戰而移居巴黎。他為自己起了一個西式名字——阿多尼斯（希臘神話中著名的美少年）。
現在的阿多尼斯，一頭白髮，精神矍鑠。著作等身的他不僅是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也是國際文壇中著名的思想家與文學理論家。多年來，他沒有停止對阿拉伯文化的反思與批判，事實上，他常被稱為是阿拉伯的「逆子」，其激烈的言辭常在阿拉伯社會內部引發爭議。對阿多尼斯來說，愛之深責之切，祖國的境遇與現實讓他無法停止思考。人們喜歡將他與美國知名文化學者愛德華．薩義德一同談論，事實上，薩義德在世時，與阿多尼斯的確是惺惺相惜。阿多尼斯曾對他的中文譯者薛慶國說：「薩義德身處西方，卻竭力為阿拉伯文化辯護。在人們看來，我似乎與他背道而馳，因為我一向批判阿拉伯文化中的痼疾。其實，我們兩人殊途同歸，因為我們都反對權勢，最終都旨在促進阿拉伯民族的進步。」
方式比內容更重要
作為一位殿堂級的詩人，阿多尼斯曾獲得許多獎項，如匹茲堡國際詩歌論壇獎（1971）、黎巴嫩國家詩歌獎（1974）、布魯塞爾詩歌雙年展大獎（1986）、中國中坤國際詩歌獎（2009）、德國歌德文學獎（2011）等。1997年，法國政府也授予阿多尼斯文學藝術騎士勳章。
多年來，他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但對他來說，無論甚麼獎項，顯然都與創作沒有直接聯繫，「寫出有重要性的作品，比諾貝爾獎或者其他獎都更為重要。」他揮揮手說。
阿多尼斯表示，寫詩對他來說，是最快樂的時光，「我離我自己的靈魂最近，沒有距離與阻礙。」他年少成名，曾被看作是天才詩人，回看自己年輕時的作品，卻笑言與現在相比，就像是出於不同詩人之手，「就像5歲的你與現在的你肯定有很大的區別。」對他來說，詩歌的主題與內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表達的方式，而表達的方式，顯然隨著經驗的累積與人生閱歷的加深而不同。「在敘利亞時，我很年輕，那時候我的詩歌也很年輕，自己並不是很喜歡。然後我去了黎巴嫩，1956年到1982年，那是一個成長的階段，詩歌的經驗更豐富了。那個時候，我接觸到許多東西，學到了散文詩的表達方式，這是很大的一步。其後，我住在法國，給我帶來更加豐富的體驗。」
曾經在敘利亞、黎巴嫩與法國生活，問阿多尼斯最喜歡哪個地方，他說，自然是法國。「法國很自由，有很開放的生活，對藝術有很大興趣，無論去到哪裡都可以看到與藝術有關的東西。而世界各地最新的出版書籍和藝術流派，在法國也都可以接觸到，有許多東西可以激發你的靈感。」問阿多尼斯如何保持熱情以堅持多年來的不停創作，他笑著說：「一是我喜歡發現還沒有被發現的東西，第二就是女人。」
三十年後的中國
阿多尼斯曾三次造訪中國。第一次是在1981年，最近一次則是今年，他帶來自己第一本中文文選《在意義天際的寫作：阿多尼斯文選》。在一次訪問中，阿多尼斯曾提及對中國80年代的印象：「當時，北京和上海是自行車的世界。天空灰沉沉的。街道上汽車很少，而且大都是黑色轎車，讓我很感壓抑，好像那是一具具行進的棺材。」
2009年，藉著他第一本中文詩集《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的出版，阿多尼斯再次造訪北京與上海。這一次，他把北京的秀水市場作為第一站，為的是「看看人們的日常生活，了解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接下來，他參觀了什剎海、頤和園、798，與中國詩人們相聚，也到大學中演講。返回巴黎後，他把此行的所聞所感寫成《北京與上海之行：雲翳潑下中國的墨汁》（薛慶國譯）一文，刊載於《中華讀書報》上。
長文中，詩人用溫潤的筆墨記錄自己於這兩個城市中的敏銳觸動。他用類似日記的方式記錄每天的經歷，也記下隨感而發的小詩。字裡行間，是詩的意象與時間之外的遐想。如同他寫什剎海之遊：「整個街區都古色古香。漫步其間，你會感到這裡的居民對生活、對外來者的熱情，他們讓日常生活成為一座露天的殿堂。老宅與胡同，滲出了記憶的汗水，跳動著古老歷史的心臟。
在這裡，你會感到似乎亡故之人不曾死去，而是依然存活在陽光、微風和流水中。你會產生一種願望，想看看『古老』如何身穿活生生的『現代』的外衣。
對『已逝』的天際關閉的窗戶何其少，也可以說，對『將來』的天際洞開的窗戶何其多。
假如這裡的過去是指一片陰影，投射在勞動的雙手上、思考和籌劃的大腦裡，那麼，你還會感到有精魂和幻影在你身邊遊蕩——倒並非要將你拉進古老的宅第，而是相反，要在你耳畔低語，訴說他們為你的現時著迷，渴望與你一起生活，與你分享生命、思想和知識。彷彿『過去』也走出了自身，渴望變成『現時』。
街道和胡同裡的喧嚷，不過是生活洪流發出的浩蕩之聲，在那洪流湧出的源頭，你已無法辨認新泉與舊潭。男女老少，就從這樣的源頭走了出來，他們打量著你，向你微笑，似乎都願意陪你走上一陣。 」
30年後的中國，對阿多尼斯而言已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古老的氣息被掩藏在工業化的高速發展中。透過詩人的筆，我們看到城市以另一種樣子醒來，但那新舊交替的景象卻帶來更多複雜的情感。那是動人的神采，是未來無限的可能，卻也有著悵然失落的傷感。也許，當年那個「沉悶的、封閉的、傷感的中國」已然不在，但高樓林立、眾聲喧嘩的當代城市卻似乎距離「詩意地棲居」更加遙遠。正如阿多尼斯之言，每個社會中詩歌的困境都不一樣。如果詩是通往存在的小徑，那屬於當代我們的詩歌，又該如何書寫？
感謝賽義德．顧德先生的採訪翻譯，與薛慶國先生所提供的文稿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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