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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香港大學乘車一路向南，駛到「中華廚藝學校」一站，你不會錯過左側那一片片低矮密集、高低錯落的鐵皮屋群，它們的簡陋和破舊與不遠處如屏風般的高檔住宅區，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政府檔案記錄裡，它們被稱為「寮屋」：由上世紀50、60年代難民期間建成的房屋，自80年代由政府編好記錄後，便不得擴建、改動和變賣。
然而，在近日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新書《薄扶林村——太平山下的歷史聚落》（下簡稱《薄扶林村》）裡，那裡是一個有著200多年歷史的古老村莊。作為明愛社區發展服務部門策劃的項目之一，此書也讓我們看到了「文化保育」思潮對社區發展的新啟發。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薄扶林村的歷史淵源可追溯至清康熙年間，200多年前的沿海客家人遷居至此，成為香港島最早的原居民。而早年的薄扶林，也因為三面環山且水源充足，為日後的農耕抑或畜牧，提供了天然的優良資源。
「薄扶林村民刻苦、堅毅的性格世代延續。」《薄扶林村》的作者之一冼昭行對記者說。他2006年轉入明愛社區發展服務在薄扶林村的辦公室工作，日子一長，村民都把他看成自己人。為了編寫此書，他走訪了40多戶村民的家，每到一處，無論環境擠迫與否，都有熱騰騰的英國紅茶招待，熱情又體貼。「曾有一位港大建築學系的學生做過調查後發現，住在這裡時刻都要付出，種菜、修路、補屋，自給自足，漸漸形成他們的性格。」
目前薄扶林村的人口有3千多人，原居民則多達6成，由於村子開化得早，接觸外國人多，對外人熱情好客的古風依在。1886年由英國醫生文遜（Masnon）等人創辦的牛奶公司對薄扶林村的形成和人口結構影響最大。在走遍香港及離島各處後，薄扶林村因為地理上距市區不太遠，又有充足水源和山坡適合乳牛的飼養而被選作為牛奶公司的生產基地，為當時住在香港的外國人提供衛生的鮮奶。牛奶公司後來業績彪炳，不斷購地擴充，建牛房、倉庫、辦公樓，範圍從北面沙宣道至如今的置富花園一帶。僱用的工人多達百來人，成為村內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
記者隨冼先生走訪村內，路經村民家門口，隨便一問，都有祖輩、父輩人曾服務於牛奶公司。有一位50多歲的太太向記者回憶兒時飲用鮮牛奶，「無法賣掉的牛奶，我們就偷偷拿回家煮飯，所以你見我身形這麼壯實。」
此外，天主教的巴黎外方傳道會的傳教士，也看中了這裡靠山臨海的怡人環境，興建療養所，服務在亞洲傳教而染病的教士。現為香港演藝學院教舍的伯大尼，與薄扶林村遙遙相對，即為當年的療養院，從19世紀70年代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一共接待過6千名教士。後來，巴黎外方傳教會更在此修建修道院和印書館。這些古老的西洋建築，有些成為香港大學的宿舍堂繼續使用。
買不回的人情
不同文化都在影響薄扶林村的居住生態。從50年代中開始，村子開始從自給自足的農村變成一個開放型的社區，多了理髮店、雜貨舖、麻雀館。走在狹小交織的村間山路中，還能看見與該村同歲的古老的18排屋。「不同於維多利亞山頂，權力和地位的分層是從上而下，這裡則是平面社區，人與人平等接觸。」冼先生說。「和村外也不同，村內的公共設施都由村民自行解決，因為是大家的村，每人都有一份責任感。」
社工出身的冼昭行早年在深水埗做社區工作，「過去的做法只是被動的回應社區問題，有了問題，就組織一班人去改善。但我們在薄扶林村是想嘗試一些新的做法，就是強調社區的本錢，歷史、人情，讓村民自己提出問題，然後幫助他們改善。因為只有村民最知道他們需要什麼。」
冼昭行和同事也借鑒了台灣寶藏巖社區的發展經驗。後者也是歷史久遠，且因城鄉移民潮，從山中小村變成為移民聚落。80年代末，寶藏巖因被劃入政府用地改建計劃而面臨清拆的危險，後因當時「文化部」的干預而保留下來，新的文化聚落得以產生。
薄扶林村也不時面臨政府收地的危機，特別是地產商覬覦已久，但村民並不願因此放棄世代居住的地方。「因此我們將保育薄扶林村納入社區發展服務中，除了幫助重新修建公共設施，建立排污系統，也要重新建立村民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做歷史文化價值的推廣，建立社區自信，讓村民而不是政府或大地產商進行土地規劃，從而建立一個永續的社區發展。」
書寫老村的歷史和村民的故事，只是工作的一部分，「薄扶林村不同於主流財富價值的觀念，而是要得到更多人的認同和支持，」冼昭行說。日積月累的人情況味並不缺乏，缺乏的是繼續提供令其生存和健康發展的方法，畢竟，文化才是一個社會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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