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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恒指，政協委員能夠協助中央政府準確了解民意。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 鄭治祖）擔任政協接近30年，由清遠巿政協、廣東省政協，一路走上全國政協委員之職。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李秀恒在訪問中表示，身為香港委員，他會善用「在外面的自己人」的特殊身份，將國際社會對內地的意見轉告中央政府，並提出改善建議，促進內地改革開放：「我們為了對國家真正有意義、對社會有利而講，不是為了個人得不得到民意去講，我們沒有這個包袱。所以我相信作為政協委員會更加敢於發言，勇於發言，看事情亦都比較遠觀一點。」
李秀恒表示，自己是「按部就班」一路晉身全國政協委員的：最初是清遠巿政協起步，隨後歷任廣州巿政協、廣東省政協和廣東省政協常委。
當全國政協委員涉及面宏觀
被問及擔任地方政協委員和全國政協委員有何分別，他說，在清遠巿、廣州巿、廣東省任政協，會議主要討論地方事務，「例如哪一條街水渠爆裂了、塞住了，道路要這樣改，要不然會經常撞車」，鮮有談及全國性議題，感覺較務實，而全國政協委員則宏觀得多。
李秀恒憶述，首屆全國政協委員任期獲安排在社科組開會，小組其他委員都是內地有名的學者、專家，他透過會議更加了解內地各方面事情，裨益不少，但卻因為不熟悉內地情況，沒甚發言發揮空間，後來獲委任到特邀香港組，由於有了與內地委員開會的經驗，知道內地委員勇於發言批評政府，那一屆的經驗對他參政議政很有幫助。
政協委員能起監督建議作用
擔任政協委員接近30年，李秀恒認為工作對個人有益，還能貢獻國家社會，即使要犧牲個人時間也是值得。從個人層面而言，李秀恒表示，政協委員之間一起開會討論、工作考察、聽取政府官員匯報，使他在個人生活以外，有另一個機會深入了解國家事務，更能獲得一些新聞報道以外的消息。而對國家社會而言，李秀恒指政協委員能夠協助中央政府準確了解民意：「中國地方太大，事情太多，很多時候中央亦都未必了解不同階層的需要，不同階層的問題。透過地方政府亦未必能真確準確表達，政協委員能起到監督、建議作用。」
他續說，政協委員的提案越來越規範化，也有電子提案系統，政府部門答覆委員後還會追蹤跟進事件，反映中央政府越來越重視政協委員的提案。
身為來自香港的全國政協委員，他坦言，香港委員不是在內地土生土長，對國情的理解較內地委員淺，體會也較少，對問題的理解也不及內地委員透徹，很多時候只能以香港的尺度去指出問題，拿不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
不過，李秀恒相信，香港委員了解外國人對內地的看法，能夠以「在外面的自己人」的特殊身份，將國際社會對內地的意見轉告中央政府，並且提出改善建議，令內地得以接觸國際社會，促進改革開放。他還表示，香港委員比一般香港巿民更了解內地情況，可以客觀全面地向特區政府提出關於內地與香港交流合作的建議，創造更多投資機會。
政協制度令委員拋卻選票包袱
談到國家的政治協商制度，李秀恒指出，外國西方民主制度很依靠選舉，一切政治行為都是為了選舉，政治人物為了討好民眾爭取選票，看事情會看得很微觀短暫，甚至走向福利主義。相比之下，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雖然並非十全十美，但能夠去除西方民主制度「為選舉而選舉」的缺點，令政協委員發言時拋卻選票包袱，敢於看得更遠，不失為一個好制度。
他說：「我們講的說話，為我們長遠發展而講，不需要為目前的利益去講。我們為了對國家真正有意義、對社會有利而講，不是為了個人得不得到民意去講，我們沒有這個包袱。所以我相信作為政協委員會更加敢於發言，勇於發言，看事情亦都比較遠觀一點。」
不過，李秀恒坦言，政治協商制度有傾向人治的可能，但他相信社會有很多途徑監督政府運作，網民享有網絡言論自由，媒體也有很大的報道空間，加上委員要為個人言行向公眾負責，認為民意對政協可起到很大的監察作用，政治協商制度依然是監察中央政府運作的最合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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