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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過去數十年的科研成就，很大程度是得益於接近源源不絕的政府幫助，但近年華府厲行削赤減支，科研撥款首當其衝。很多科學家為了經費，開始向城中富豪求助，因此催生大批慷慨資助科研的「慈善富豪」，但這些富豪往往基於個人喜好主導研究方向，儼如「科研私有化」，令科研發展偏離社會整體利益。
踏入21世紀，美國富豪萌生新的為善概念，他們希望利用對重要科研項目的資助，塑造推動社會發展先鋒的形象，著名例子包括將身家捐出成立基金的微軟創辦人蓋茨、前紐約市長彭博、甲骨文主席埃利森，Google創辦人施密特等年輕富豪也參一腳。
嫌政府資助太慢
這些「善長」的共通點，是不滿政府資助科研的步伐太慢，並願意闖入一些官僚不願冒的風險中。但在科學家眼中，他們也有個共同缺點，就是只重視一些有新聞價值、足讓他們自吹自擂的項目，如環保研究或太空探索等。
《自然》期刊過往曾多次發表社評，批評這種科研「老闆文化」，「我們歡迎和完全支持更多私人資金注入科學界，但這些資金也可能令研究領域走向一些較流行的項目」。
易忽略次等學府
有批評者認為，科研應為全人類福祉服務，但富豪資助往往流向精英大學，次等學府易被忽略；同時也會減少政界對政府資助科研的支持，並令個別範疇的科研人員得不到機會。以疾病研究為例，以往公帑研究對種族或貧富一視同仁，但富豪資助研究經常只集中在個別白人常見疾病，如黑色素瘤或卵巢癌等。
部分科學家則認為科研私有化是好事。前美國科學學會會長聯席會議主席、生物化學學家阿普爾說，他以前也曾反對富豪資助，但自從科研發展在他們的幫助下大大加速後，便改變看法，「他們資助研究治療小兒麻痹症，直至研究成功，這是從未有人做過的。實際上，他們擁有力量，帶領科研進入市場和政治意願所達不到的境界」。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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