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嚴復曾在《國聞報》中大力倡導改革思想.。
在中國古代，自確立科舉取士制度以來，有一批由知識分子所組成的特殊階層--清流集團。這一群體的最大特點是：他們飽讀詩書、滿腹經綸，通過科舉考試的層層選拔，最後進入國家權力體系甚至核心，成為統治階層的一員。就出身而言，清流集團不同於皇權政治中的宗室和外戚那樣享有天然的貴族特權，清流議士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與競爭才能獲取政治上的話語權。因此，清流集團中往往不乏貧寒階層的子弟，這也使得科舉成為推動底層社會向上流動的工具。
不能忽略的事實是，在傳統倫理中，科舉選拔的不僅是知識人才，同時也是道德之楷模--即所謂德才兼備。因此，在一些朝代或是歷史時期，清流集團又與技術官僚集團完全不同--清流遠離官場的污穢、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乃正人君子的楷模。故而，幾乎歷朝歷代，專門擔任向皇帝諫言以及監督朝政職責的監察御史言官，雖然品級不高，權力卻相當大，上至皇權、大到一品宰相，都可以成為這些御史言官批評和彈劾、糾舉的對象。而中國歷史上，皇帝因為害怕落下昏君的罵名，也往往不會誅殺以清流為代表的御史言官。
但是，歷史的一個諷刺之處卻是：清流階層批判有餘，卻建設不足。最為明顯的例子是明代。明代的東林黨人由知識分子組成，且一直對抗着宦官太監集團。明代太監禍亂朝政，有目共睹。但是，一旦東林黨人執政並握有權柄，佔據道德高地、善於批判的他們治國能力平平，且政治報復與清算程度較之於宦官集團，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到了晚清，清流基層與時代的潮流越來越遠。由於堅守所謂的道統意識，由於對傳統皇權政治倫理與思想的忠誠，使得晚清的清流階層非但沒有成為改革的動力，反而屢屢以捍衛道統、捍衛禮教為名，阻撓國家的改革與近代化。晚清中國面對的一次次危機、一次次戰敗、一次次不平等條約，清流階層將責任全數歸咎於武將軍人與實幹派大臣，但卻不反思國家的體制本身有何弊端，也不反省清流自身的責任。
不僅如此，當知識分子內部有人開始對時局進行思索、力求改革時，清流也橫加阻撓。一個冰冷的歷史事實是：反對光緒皇帝和康有為進行戊戌變法的，除了慈禧太后之外，最大的阻力實則來自不分滿漢的清流集團。清流們反對改革，枱面上的理由是改革背離了聖人禮教，但最根本的原因則是一旦新的官制、教育制度、選拔制度等改革措施開始實施，清流們將失去既得利益，最終喪失歷史舞台，所以他們不顧一切地反對一切形式的變革。
這種反對早在甲午戰爭前的洋務運動時期就開始了。清流集團反對翻譯西方的人文與科技着作；反對引進西方技術；反對建立新式學堂；反對向外派遣留學生。甲午戰爭的失敗，絲毫沒有減少清流對戊戌變法的反對。到了1900年八國聯軍進北京之後，慈禧太后終於決定推行新政、進行改革。可清流們依然持反對態度。在是否廢除科舉、是否廢除纏足、是否興辦女學、是否完全確立近代化的司法制度等問題上，清流與改革派一次次交鋒。到了最核心的改革層面例如是否立憲召開國會，這種對立趨向白熱化。最終，改革的遲誤葬送了清廷。
不能不提到的是東鄰日本。日本一直受中國文化的巨大影響，這是事實。這種事實也使得今天的不少中國文人和晚清的清流一樣，充滿了民族自豪感。但是這種自豪感忽略了一個事實：中國文化確實影響日本，但卻沒有同化日本。儒家文明雖然進入日本，但日本拒絕了科舉制度和宦官制度。於是在日本難以產生空談倫理、忽略實際的清流集團。而當以儒家倫理武裝起來的武士階層無法抵禦西方外敵時，他們的特權也就在明治維新中消失了。
由此，沒有包袱的日本在近代化的征程中，成功地融入了世界，成為國民國家。而在近代中國，保守知識分子的空談則毀掉了國家。這對中國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教訓，也是清流集團帶來的歷史遺恨。回顧這段歷史會發現：作為知識分子的清流沒有留下什麼功績；但四次參加科舉而不中、翻譯介紹了大量西方思想、在《國聞報》中宣揚改革理念的嚴復，卻已永載史冊。 文、攝：徐全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