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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瑞（1896∼1931）,曾任中國工農紅軍第7、第8兩軍總指揮，1931年5月任紅軍第7軍軍長，同年10月在「肅反」擴大化中被誣陷殺害，1945年獲平反昭雪。 資料圖片
袁文才、王佐之被錯殺，原因錯綜複雜。由來已久、結怨甚深的土客籍矛盾，袁、王二人的心高氣傲、桀驁不馴，彭清泉、彭德懷等人的偏聽偏信、疏忽大意，都是重要因素，但歸根結底，還是因為當時中共中央對非工農階級的認識甚是偏激。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通過了《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提出：「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以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他們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讓土匪深入革命隊伍或政府中，是危險異常的。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決不能置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這便為排擠、殺害袁文才、王佐提供了政策依據。
毛澤東在井岡山傳達六大精神時，刻意迴避了袁文才、王佐。其後，又與朱德、陳毅等領導人達成共識，認為袁文才、王佐作為綠林好漢，不能與土匪相提並論，並採取恰當措施保護了袁、王二人，但在毛澤東離開井岡山的時間裡，發生了激烈的爭鬥，最終導致袁、王二人遇害。
無獨有偶。與鄧小平、張雲逸、韋拔群等一起領導百色起義的著名將領李明瑞，在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井岡山反圍剿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立下了不朽功勳，但也因曾是國民黨將領而在1934年「肅反」運動中被錯殺。持續四年之久的「肅反」運動，正是中共早期左傾「關門主義」佔據主導地位的結果，其發動並非毫無緣由，但卻在某些地區和軍隊嚴重擴大化，時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的徐向前曾在回憶中悲痛地說：「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二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十之六七的團以上幹部被逮捕、殺害。」 1934年7月，意識到重大失誤的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停止「肅反」的指示，運動方告結束。
從政權建設的角度看，「肅反」擴大化這樣的沉痛教訓，與新民主主義在早期發展階段的理論不成熟以及政權建設的「太純潔」密不可分。工農民主政權、工農紅軍，特別強調「工農」之主體地位，固然得新民主主義之要義，但也未嘗無忽視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中間階級之遺憾。打土豪、分田地等土地革命政策固然有利於爭取大多數，但也未免有泥沙俱下、忽略開明紳士作用之瑕疵。
遺憾與瑕疵，何處不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光芒並不因此而稍減。誕生於1931年的蘇維埃政權，創造了中國共產黨政權建設的第一個輝煌。1935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中國工農紅軍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瑞金自此成為歷史記憶中的革命聖地。
1935年12月，已經到達延安的中共中央，面對全民抗戰的新形勢，決定把「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一詞之差，意味着政權不再僅僅歸屬於工農，而應歸屬於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黨派。這一改變，不僅僅是應對抗日形勢的權宜之舉，本質上是對新民主主義理論及其指導下的政權實踐認識的真正深化。在中共民主政治建設中享譽中外的「三三制」政權，隨之登上歷史舞台。（連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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