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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永夏
一九六九年的春節到了。那種「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思鄉之情，我們在彼時彼地體會得尤為深刻，都特別思念故鄉和親人。然而上頭有規定，頭一年分去的大學生不能回鄉探親，就在我正為此事深感苦惱時，從上海水產學院分在縣城食品廠的丁子谷同學給我打來電話，說春節我們這些上海老鄉（他們把我這山東人也當成「老鄉」了）都到他那裡去，大家在一起過年。聽到這一消息，我異常高興。因為在那個時候，我身邊最親的「親人」就是這些上海「老鄉」。
老丁所在的食品廠是一家只能做醬醃鹹菜的手工作坊，條件極為簡陋。他的單身宿舍在一座木頭小樓上，更是破敗不堪。不過春節這天，小樓裡卻充滿了歡樂的節日氣氛。這天一早，六七個分到鄉下的同學就陸續坐車趕來，跟我們幾個「城裡的」同學歡聚。他們有的帶來了臘肉，有的帶來了燒雞，也有的帶來了山貨土產......儘管當時副食供應緊張，但老丁還是想法弄到一點豬肉。不過這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因為別人知道了，會說我們「脫離群眾」，「搞特殊化」，在單位要受到批評。由於我所在的廣播站不放假，我只能在中午廣播結束後，從伙房裡買上幾個饅頭，做賊似的偷偷地溜進食品廠。
那天的氣氛十分熱烈。來者都各盡所能，為節日增添喜慶歡樂。特別是方慧茹、蔣麗倩這兩位來自上海師院和華東師大的女同學，充分發揮其烹飪特長，主動擔起了掌廚的重任，精心製作了「紅燒肉」、「紅燒獅子頭」等多道上海風味佳餚。有的同學還找人「走後門」，弄來一瓶當地產的「萬縣大麯」......就這樣，在這個暫時屬於「臭老九」的小天地裡，我們忘卻了煩惱、憂愁，盡興地喝着美酒，吃着美食，無拘無束地暢談着，傾訴着，歌唱着，把胸中的鬱悶、不滿、壓抑，一併傾吐出來......這是我們分來四川後，過得最痛快的一天，也是過得最愉快的一個春節。
然而，當歡聚過後，我回到單位時，卻見幾位同事冷冷地看着我，那目光彷彿是在看一個偷了他們東西的扒手，冷涼中透出鄙視。我剛剛獲得的歡快心情，此時一下子降到冰點，心頭復又蒙上受歧視的痛苦......幾天後發春節加班費時，「頭頭」拿着我應得的七元五角錢，半是責備半是恩賜地說：「怎麼樣？還是這個管用吧？你們那夥人聚在一起有啥子好的！」在他的眼中，這七元五角錢似乎比泰山還重（儘管在當時這些錢確實管用），而我們這純真的友情簡直比鴻毛還輕！
在縣廣播站，作為一名「接受再教育」的普通工人，與我朝夕相伴的是鐵絲、鎬頭、工具包，主要任務是到下面農村建廣播網。工作是艱苦的，但從這艱苦中，我也嘗到了成功的喜悅和奉獻的樂趣。
儘管梁平的自然條件在全地區來說相對較好，但仍有相當多的山區農村廣播不通，因此普及農村廣播網成了縣廣播站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當時廣播站的技術設備還很落後，挖坑、立杆、架線等全靠人手。如此狀態，在自然條件很差的山區建廣播網，其艱苦程度可想而知。
「既來之，則安之」。既然是當工人，幹力氣活，「接受再教育」，我也就不再挑肥揀瘦，而是鋪下身子，拜老工人為師，從頭學起。我本有恐高症，站在幾層高的樓頂上就頭暈目眩，兩腿打顫，但當時也顧不上這些了。別人爬杆，我也硬着頭皮爬杆；別人放線，我也背起線捆拉線......我跟那些地道的工人一樣，身穿破舊的工作服，腰繫安全帶，肩背鐵踏鞋，每天跨山越澗，打洞立杆，測線架線，晴天一身泥，雨天一身水......一天下來，周身累得像散了架。回到住地，隨便往哪裡一躺，就再也懶得動了。此時，原來身上的那點「斯文」，早已蕩然無存了。
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煉，架廣播網的全套活路，我都學得差不多了。到了農村，也能指指點點，規劃線路，指導視工。那些民工們開口閉口地稱我「師傅」，有事向我請教，還以為我是某個級別的專業架線工呢！
當時幹的活又苦又累，生活條件也極差。我們下去架線，常跟當地民工生活在一起，吃的是又乾又散的硬米飯，外加一碗不見油星的大鍋菜，天天如此，葷腥幾不可見。由於長期勞累和營養不良，我這原來就不胖的身體變得又黑又瘦，好端端的黑髮一撮一撮往下掉（俗稱「鬼剃頭」），頭上露出一塊塊又圓又亮的頭皮來。我索性剃光頭髮，讓它「一光到底」，一門心思全撲在搞農村廣播網上。
除了苦和累，到下面去還要經得住「髒」的考驗。我們在山區的農村幹活，有時就住在農民家中。當地農村的居室都不開窗戶，室內黑咕隆咚，又髒又潮。住房又緊連牛欄、豬圈，那股臊臭氣味令人作嘔。房間的竹牆四壁透風，冬天室內跟室外一樣冷。尤其床上那常年不洗不曬的大棉被裡，彷彿是個微生物世界。你靜靜地躺在大被與涼蓆之間，跳蚤跳、虱子爬都可明顯地感覺出來，鬧得你整夜難以合眼。即使這樣，你也不能流露出不滿或嫌棄，因為這關係到一個人的「階級感情問題」。因此，每次返回縣城，我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把換下來的內外衣全部放進大木盆裡用開水煮燙，將那些從下面帶回的寄生蟲斬盡殺絕。
我的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表現很快贏得了同事們的讚揚，一些本來對大學生抱有偏見的人也改變了對我的看法。他們私下裡議論說：「我們的『戴大學』還真行！苦活累活搶着幹，工作從不講價錢。站在咱工人隊伍裡，哪還像個知識分子！」把本來貼有「臭知識分子」標籤的人看成不像個「知識分子」了，這在當時是很高的讚賞，比現在獲個大獎還榮耀！漸漸的，我跟同事們之間的隔閡消失了，關係愈來愈密切。大家不再把我當成「外人」，我也把廣播站看成「自己的家」。這種新環境對我的容納和我對新環境的逐漸適應，給了我心理上很大的慰藉。
從一九六八年十月到一九七零年十月，我在梁平待了整整兩年時間。兩年時間雖短，但這卻是我離開學校、踏上人生征途的開端，是我一生中經受鍛煉、飽嘗人間酸甜苦辣的重要階段。如今，我雖然離開梁平已四十多年，已經年逾古稀，但每當憶起這段不平常的生活，我都感慨不已，感受良多。儘管我留在梁平土地上的足跡早已被「雨打風吹去」，但我在那裡經受的「接受再教育」的經歷，卻銘刻在心，終生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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