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11月起至明年8月，康文署策劃舉辦「故宮文化全接觸」系列活動。其中由香港藝術館籌劃的「《石渠寶笈》之香江拾遺 ─ 香港藝術館虛白齋書畫藏品展」作為系列活動之一，自即日起至2017年3月20日，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展出，展品悉數來自私人藏家虛白齋。展出的13件與《石渠寶笈》相關連的書畫作品中，包括董其昌的書法精品，以及乾隆御筆字畫，觀者於此中不僅可一睹《石渠》真跡，領略帝王的風雅，亦可借此體味香港，憑借在歷史中的特殊身份，於文物流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部分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今次展出書畫皆來自虛白齋，機緣巧合下，虛白齋主人劉作籌購藏了13幅原由清高宗乾隆皇帝珍藏、蓋有「石渠寶笈」等相關鑑藏印章的書畫，包括2件唐代寫經卷、1幅傳宋代書畫合璧作品、3件明代書蹟和7幅清代繪畫。這13件書畫作品涵蓋《石渠寶笈》內所定多種著錄形式，包括有：全五璽、全八璽者，分別載於《石渠寶笈》初編、續編和《秘殿珠林》。這些乾隆舊藏有部分後來曾經清仁宗嘉慶皇帝和宣統皇帝溥儀鑑賞，蓋有「嘉慶御覽之寶」及「宣統御覽之寶」印。
皇帝的「代筆」
《石渠寶笈》經由乾隆、嘉慶兩代皇帝的共三次編撰，如目錄般的《石渠寶笈》中詳細記錄着每件作品的時代、作者、書畫名稱、尺寸、素材、書法書體以及書畫風格特點。「今次的十三件文物，很難得地濃縮了乾隆皇帝收藏並編入《石渠寶笈》的作品背後故事。」香港藝術館館長司徒元傑介紹說很多細節和小故事是在研究整理的過程中慢慢挖掘出來的，比如被康熙賜予「畫狀元」稱號的唐岱所創作的《秋山不老圖卷》的題字者就並非畫中所記的「寶親王」。
「唐岱在康雍年間是專門服侍皇帝的宮廷畫家，當時品味宮廷畫以『華麗』為標準，和我們後來講求意境的文人畫有很大的不同。這件畫作後面一段的書法部分，落款寫的是『寶親王』，寶親王是乾隆皇帝太子時候的稱謂，但是後來經過我們的研究發現，乾隆皇帝的字完全不是這樣子的。」司徒元傑指出乾隆皇帝的書作風格在另外一件展品馬和之畫作《齊風六篇》中可以見到，畫中乾隆的真跡書法用筆圓潤，而不像《秋山不老圖卷》題字那樣全部是「方筆」，原來《秋山》中的題字是當時宮廷的「代筆」所寫，「當時宮中盛行代筆，包括一些所謂『慈禧繪』的畫作亦不是慈禧親自所繪，畫作的主要部分均是由女畫家繪製。其實不僅那時的中國宮廷與坊間『代筆』現象盛行，西方亦有此種現象，被稱為『鬼靈魂』。」
乾隆繪《三果圖卷》
看畫觀人，展中兩張乾隆的親繪畫作，可以藉以更多了解這位盛世皇帝。「乾隆的畫功實在不及他的書法。」《三果圖卷》中，乾隆繪出蘋果、木瓜和石榴。最中間的是木瓜，司徒元傑指出「可以看到乾隆皇帝非常努力地想刻畫出石榴的立體感，但是效果並不理想，怎麼看也只是三塊黑炭。乾隆皇帝這個人非常有意思，他在繁忙的政務之餘，仍有閒情雅致去仔細繪畫出三種生果。」不過，他指出其實這張生果圖並非只是臨寫靜物這麼簡單，「當時適逢乾隆剛剛平定回部，凱旋之後回部首領進貢了木瓜給他，可以想像當時乾隆皇帝接受貢品木瓜時，除了咬下去第一口的甘甜滋味，更是在內心收穫一種帝王的喜悅。看看歷史，對照他為自己親自撰寫的『十全武功』，可以見到他的自豪之情，所以他退位之後自改稱號為『十全老人』也就不難理解了。所以說一張畫，除了品味它的好與壞，更應去注重他背後的故事，體會當中承載的別樣意味。」是故，司徒館長說：「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十三件寶物已經很有味道。」
「東北貨」的集散地
1945年日本侵華戰爭宣佈投降，末代皇帝溥儀在民國初年從故宮攜走屬於《石渠寶笈》著錄約1,300件書畫，開始散佚於民間市肆，這批文物被當時的文物商人稱為「東北貨」，從吉林、瀋陽到北京、上海，這些字畫經歷了多番易手，雖然大部分被國家博物館收回，但是仍有相當一部分流往海外，將其運出國境的主要是文物商人、國民黨官員或是收藏家。
而四、五十年代的香港，一度成為「東北貨」的集散地，當時歐、美文物商人與中國政府在香港都展開了十分積極的購藏。據展方介紹，當時中國政府成功購回40餘件書畫作品，當中包括張大千曾收藏的名蹟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董源《瀟湘圖》和宋徽宗《祥龍石圖》都是從香港脫手賣出。
乾隆皇帝所鍾愛的「三希」珍寶之中的兩件：王旬《伯遠帖》和王獻之《中秋帖》亦由香港搶救回國的，司徒元傑介紹說當時兩件書作被宮女嬪妃賣出宮，後流傳到國民黨高官之子手中，這位國民黨之子四九年時來到香港經營生意，將這兩件書作賣給一個印度生意人，此人將之抵押在舊匯豐銀行準備出售，後此事被香港收藏家得知告知北京，周恩來遣當時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衛來港，但因是時仍是英國統治之下，是故馬衛等人輾轉澳門來到香港，最後鑒定證明書跡是真作，便以48萬港幣買下，後經過廣州回到北京故宮。館長回顧此兩件作品2007年曾經借了來香港展出，一時間轟動全城。
展中南宋時期馬和之所繪《齊風六篇》被稱作「詩經圖」，司徒元傑介紹說南宋時期宋高宗非常鍾愛《詩經》，會親自抄寫段落之後令宮廷畫家為之配上插圖，所以當時產生了很多這樣的「詩經圖」。此舉一直盛行到清朝，清朝皇帝更是以此來表現出對漢文化的尊重，是故乾隆搜集此種作品多達十幾卷，並珍藏於御書房中，名之為「學詩堂」，並刻「學詩堂」的圖章，《齊風六篇》上就有「學詩堂」印。「所以詩經圖不僅是要被當作畫來看，裡面還有歷史的寓意，當我們看到這張畫時，可以想像出當時皇帝把玩這些畫作的場景。」這張馬和之畫作原是一位國民黨高官在1949年離開大陸時留給姨太太度日的，這位姨太太將之賣給一位猶太人，據司徒館長介紹，這個猶太人很特別，「他非常年輕的時候留學德國，後被納粹追殺一路逃到中國，來到北京修讀中文，之後開了一間店舖買賣書畫，這件文物流落到他手上之後他便拿去美國出售，賣不出去才來到香港，在70年代時賣給虛白齋主人。現在我們對着這件東西，也同時可以想像出一段文物輾轉的滄桑歷史。」
戰火中拾遺
這次可以一氣看到13件《石渠寶笈》，實屬難得，因為戰火紛飛，寶物隨人顛沛流離，更在於中國書畫的保存，在文物保存領域從來就是個艱難的課題。「因為媒介多是紙或者絹，濕度和溫度都是影響作品保存樣貌的重要因素，加之運輸過程中的一些損壞，保存下來已經不易。我們九七年借了《清明上河圖》，作品曾經被宮裡的太監藏在水龍頭中，打開之後當時整卷被水浸得十分厲害，所以需要一點點把畫面揭下來，重新裝裱。」
所以此次展覽命名「香江拾遺」，司徒館長解讀說「拾遺」是強調這本目錄書以及她背後故事的重要性，而「香江」，則是點出在歷史上，香港從來都扮演着一個文物避難所的角色，很多東西流落到香港從而保存下來，抑或是輾轉至其它地方。「這13幀珍品就是香港私人文物收藏的典型，保留書畫是最艱難的，南方因為氣候濕潤多蟲蛀，如今我們已有最現代的科技保護，燈光照射溫度的控制都是經過精密計算的。但是想像在此之前，三、四十年代時的私人收藏，條件十分嚴峻。比如劉作用先生是用報紙包住它們，秋天打開來曬太陽，這樣又會造成書畫脫色等問題，這些文物保存至今實在是非常難得。是故我們亦是想透過這次展覽，去呈現出50年代以前，香港是在文物保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