彥 火
關於我進香港三聯書店工作，主要是藍真先生的安排。
藍真先生告訴我：「三聯中華商務總管理處」將籌劃建立各機構的編輯出版部門，並因應各位編輯部主管專長而分工。
香港三聯書店是以文學、文化及藝術書籍為主，正中我下懷；商務則以大型工具書如字典、雙語翻譯、大型藝術畫冊為其重點出版；中華書局則以整理古籍、史料為出版方向。其餘還有出版兒童書的新雅圖書公司、出版實用書的萬里機構等等。
在藍真先生的統領下，上述機構各司其職，各自發揮所長。照藍真先生的說法，這一分工，活像一首樂曲，各種音符都齊備，蔚為一闋交響樂（大意）。
這一時期，儼然是愛國出版機構（外稱左派出版機構）的輝煌時期。我自入香港三聯書店，便追隨蕭滋先生左右，努力創建自己的出版品牌。
一九八三年秋，我應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活動完了之後，到紐約大學攻讀出版管理雜誌學。一九八五年返港後，被調升為香港三聯書店副總編輯（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一直虛懸，直到董秀玉女士從北京調來才由她兼任） ，並加入董事會。
蕭滋先生說我由「藍真推介進三聯編輯部副主任，後提升為編輯主任。」（見《出版藝術人生》P206）與事實頗有出入。
話說回來，關於《明式家具珍賞》的出版經過，我在一篇文章曾有提及︰
「在與文物出版社洽談出版《明式家具珍賞》，我作為香港三聯書店編輯部一分子（當時我是編輯部主管），也追隨總經理蕭滋先生與文物出版社社長王仿子等人會面和洽談，時間是一九八一年左右。」
「就我參與會談的印象是，王世襄先生把他多年研究《明式家具》的心血結晶──一大摞圖文資料交給文物出版社出版。因內地開放伊始，出版社百廢待興，文物出版社在考慮出版《明式家具》時，覺得製作工作非常繁難。因為王世襄老所提供的大量圖片資料，囿於攝製條件，質量都不是很好。要投資這樣一本大型的畫冊，文物出版社在資金、製作、印刷上信心不大。所以王社長希望借助香港的製作力量，與香港三聯書店合作出版。當時蕭滋先生之對這一選題感興趣，相信更多是從文化積累角度去考慮的，對未來市場銷售，雙方都是抱持着審慎的態度。所以當初雙方合作的條件都非常寬容。」
過去不少相關文章，只提香港三聯書店相關人員與王世襄的個人關係，忽略了王仿子先生這個關鍵人物。老實說，王世襄是通過王仿子先生介紹給香港三聯書店的。關於王仿子先生的角色，蕭滋先生在這本書總算有所廓清。 （《與蕭滋先生談出版》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