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然
提起段聞禮，我就會想到，當年，他似與王兆榮交情甚佳，每每聽到兆榮找他，拉長音調，「段......」於是，段氏這綽號就這樣形成了。
進校分房，我被分到與段聞禮同一個七人宿舍，而且對面睡。他來自山西大同，號稱煤都。慚愧的是，雖然火車多次駛經大同，但我卻沒有下車，所以對大同沒什麼印象。
後來成立「滿天紅」小組，我們在一起，但時間不算長，除了留下合影，其他便沒什麼印象了。那時，我們組大字報寫手是曹惠民和趙文耀，段氏也應該寫過，但記不確切了。有幾次，我們七條漢子出遊，以北海公園湖水為背景拍照。那時的段氏頭髮烏黑，梳得齊齊整整的髮型，手臂上套了紅袖章，只是不知道為什麼精神不集中，目光飄向不同的別處。我們取笑，是不是以為鴻鵠將至？但果不其然，他後來似乎一帆風順，畢業他卻給分配到寧夏回族自治區首府銀川，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但是在寧夏師專任教，也不算太委屈他了。
上學時，因同宿舍的關係，有一個時候，我與他說話比較多。他見我買書看書，大多是小說詩歌散文類，曾勸過我，你還是要多看文學批評文學理論書，我想他是從他的感覺出發，但我對理論不大感興趣，加上當時的文藝批評讓我難於投入，始終辜負了他的一片好意。
一九八六年，我去西安，然後搭蘇製小飛機飛寧夏銀川，那是螺旋槳軍用飛機，只有十幾二十個座位。先是一個螺旋槳轉動，接着另一個螺旋槳轉動，轉完之後，飛機起飛，整個機艙裡的香港採訪團客人屏息，沒人出聲。一直等到飛機降落銀川機場，人們才獲得釋放似的，歡呼起來。到銀川，我要找兩個校友，一個是下放銀川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教育廳副廳長的時漢人即金宏達，另一個便是同班同學段聞禮。金宏達次晚就跑到寧夏賓館看我，談起往事，還說了一些晦氣話，當時我還笑着勸他放開點，牢騷太盛防腸斷。但段氏卻沒找到，我到銀川，他正好去北京。當時我們只能靠書信聯繫，以為可以見面，卻終於失之交臂，也只好歎一句，無緣！
但無緣也終於變成有緣，前些年，他們夫婦退休，兒子在北京，他們也退回京城，每回去北京，我終於可以見到他。當然，跟我們其他人一樣，他不再是往昔大學時代青春勃發的模樣，總是戴了一頂帽子，揹一台具長遠鏡頭的相機，奔忙於大學同班同學中，光拍別人，大部分時間忘卻自己。應該說，他是具藝術氣質的人，對文學藝術的熱愛，始終不渝。那次，我和在京同學聚會之後的次日，前往參觀王府井南口中國美術館的畫展，時間到了，匆匆往外走的時候，忽然看到一個熟悉的背影，正欣賞展出的畫作。我趨前叫了一聲，段氏！他回過頭來，見到是我，驚喜地握手，頻說，又在這裡見到你！剛說幾句，可是有人催我上車，我只好道歉，沒時間喝茶了，下回再長談。他送我到門口，揮手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