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夏志清與黃維樑於1983年夏在香港。 作者提供－－記述錢鍾書、夏志清、余光中三位文學大師
1月28日在一場香港文學的座談會上，我舉了最近兩個中文用詞造句不當的例子。其中關於用詞的，是一位校長所說的「老師這樣愛戴學生，而學生……」，他應該用「愛護」一詞才對。我補充說，閱讀好的文章，有助於提高青少年的語文能力。這自然是老生常談。我有一本新書《文化英雄拜會記－－錢鍾書夏志清余光中的作品與生活》，今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所論的三位當代傑出學者作家，特別是錢、余兩位，其文章之清通多姿，堪為青少年寫作之楷模。當然，我這本書的寫作目的，並非只作為學子作文的指南，而有更廣闊的文學和文化意義。書中我對此加以闡述，並回顧如何與他們三位結緣、如何受益。■文：黃維樑
「文智」、「文仁」、「文勇」
閱讀錢鍾書（1910-1998）、夏志清（1921- 2013）、余光中（1928-2017）諸位先生的作品，始於我的大學時期。讀錢先生的《圍城》後，難免對自己的一些老師「另眼相看」。讀夏先生的〈愛情．社會．小說〉等文，乃知文學評論不能守在一隅，而應中西兼顧。讀余先生的《左手的繆思》和《逍遙遊》，驚訝於中文的光彩，以及古今六合神思的天地如此寬廣。修讀《文心雕龍》一科，發覺這部文論經典可助我把錢、夏、余三人的傑出加以闡釋。
讀其書，想見其人？1969我大學畢業那年，春天，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個講堂聽了余光中先生的演講後，約二十個文藝青年集體在九龍拜訪這位名詩人名散文家，我是其一；我們沐在春風裡，沐在春陽的光中。畢業後從香港到美國讀研究院，寒假裡千里迢迢到了紐約；冬天，立雪夏門，進而登堂入室，拜訪了志清教授。拜晤錢鍾書先生，則是15年後的事。1976年我從俄亥俄州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回母校香港中文大學教書。1984年初到北京旅遊，心血來潮突發拜訪大學者之念，臨時唐突叩門，竟蒙迎入；會晤時請教，我小叩，錢先生小鳴，甚至大鳴。
讀錢鍾書、夏志清、余光中三位的著作，析論他們的著作，和他們三位書信來往，會晤他們，以至與三位中一位成為大學裡的同事，是我數十年裡極為重要的文學活動。錢、夏、余三位各有其傑出的成就：錢鍾書有「文化崑崙」之譽，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和《中國古典小說》二書獲經典之稱，余光中筆璨五采，為詩文宗師。三位都是博雅之士，就其最突出之處簡而言之，則錢博學，夏卓識，余壯采。錢鍾書的博學，充分表現於他的《談藝錄》和《管錐編》二書。他談論人文學科的眾多議題，徵引中外大量典籍，發表意見，成其「東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學說，與一千五百年前劉勰的「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固無二」理論遙相呼應。夏志清研讀中西文學經典，聚焦於中國現代小說，有如《文心雕龍．知音》說的「圓照之象」，發現和評審卓越的作品。他超越「政治正確」的環境，高度評價錢鍾書和張愛玲的小說，加上其他種種卓見，《中國現代小說史》成一家之言，影響深遠。余光中手握彩筆七十年，金色筆寫散文，紫色筆寫詩，黑色筆寫評論，藍色筆翻譯，紅色筆編輯書刊；他「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文心雕龍．風骨》語）。如果借用古代的「三達德」來形容，則錢先生「文智」、余先生「文仁」、夏先生「文勇」；採用西方文學史的術語，則他們都是中華近世文學史的major writer或major critic；個別評價甚至可以更高。
賢能的三位一體
數十年裡我閱讀他們的作品而獲益至大，與他們交往而啟發感悟甚多，這本《文化英雄拜會記－－錢鍾書夏志清余光中的作品與生活》是我獲益因而說明益處、感悟因而記錄經驗的文章結集，可說是一個學生上課聽講和課餘向導師請益的筆記－－鄭重其事記下來且經過潤飾的。他們三位幾乎合而為一，在本書的多篇文章中，他們三位都出現。事實上，他們惺惺相惜：夏先生盛讚錢先生的小說和文學評論；余先生指導過研究生寫成錢氏作品評論的學位論文，且在2009年台灣的錢鍾書百年誕辰研討會上，發表論文析評其《圍城》。《圍城》是夏、余悅讀高評之書；錢先生則敬重夏先生這位知音，讀過余先生的作品。三位文學大家這樣的組合，更可說是兩岸三地文學的中華一體。錢鍾書原籍江蘇無錫；夏志清原籍上海浦東；余光中原籍福建永春，歸屬台灣作家，曾在香港任教十年；如果連我這個「撮合」者的香港身份也計算，則兩岸三地的中華一體特色更為明顯。
本書收錄的文章共有23篇，分為錢、夏、余三部分。每部分開頭的若干篇，如第一部分的〈大同文化．樂活文章〉、第二部分的〈夏志清：博觀的批評家〉、第三部分的〈璀璨的五彩筆〉等，一般謂之論文；其他如〈楊絳就是鍾書〉、〈春風秋月冬雪夏志清〉、〈和詩人在一起〉等，謂之散文。本書於是可謂論文與散文的合集。其實對我而言，本書的文章類別可分而不可分。在「論文」中，我力求文字活潑，有姿采有個性，像美文一樣；在「散文」中，我力求內容有學問有見識，有論文的思維。換言之，於前者，我「以文為論」；於後者，我「以論為文」。「以文為論」是余光中先生的個人主張和風格，我演繹其意，即論文應該「言資悅懌」（《文心雕龍．論說》語），也就是古羅馬賀拉斯(Horace)的「有益又有趣」之意。綜合而言，不論是論文或是散文，都應該做到錢鍾書先生要求的「行文之美，立言之妙」，也就是劉勰主張的情采兼備；三位先生最為突出的品質－－博學、卓識、壯采－－都要擁而有之。這是我大半輩子為文「雖不能至」的嚮往，就像對三位大師學術和創作境界的嚮往一樣。
余光中的香港十年
本書得到母校出版社青睞。母校多有錢先生的知音，更曾決定授予他榮譽文學博士學位；近年母校出版社推出了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等多種著作；余先生在母校教學十年，桃李滿香港，創作大豐收。三位先生與母校有這樣的淵源，或許還可以加上我是中大的校友也是曾經的教授這個元素，這本記述三位先生的文集由母校出版社出版，如此背景，還有更深厚更強勢的？
本書所收文章包括近至去年7月所撰的〈到高雄探望余光中先生〉。本書附有多張珍貴圖片，包括新近拍攝的照片。去年10月26日我在高雄參加中山大學舉行的「余光中書寫香港紀錄片發表會暨慶生茶會」。余先生1985年9月離開香港到高雄任教，是年11月他寫道：香港十年是他「一生裡面最安定最自在的時期……這十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學生命裡佔的比重也極大」；他本人對這部紀錄片十分重視。本書的〈和詩人在一起－－記余光中的一天〉正是這位詩文宗師香港時期作品和生活的一個抽樣紀錄。想不到發表會之後才一個半月，先生就仙逝了。三位大師先後在寒冬的12月辭世，現在天上的白玉樓，三位可暖洋洋地談文，而他們的寶貴文學遺產，則在天下由我們繼承，讓華夏子孫獲益。
作者簡介
黃維樑：（原）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美國Macalester College及四川大學客席講座教授。著有《香港文學初探》、《文心雕龍：體系與應用》《迎接華年》等二十餘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