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抗命的概念，最早由美國民權思想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在19世紀中期提出。公民抗命的精神在以和平及非暴力的方式，拒絕遵從一些不當、不公及不義的法律或政府政令，從而迫使政府修訂或廢除有關法例，使法律能彰顯公義。一些人盡皆知的例子，如爭取印度獨立的甘地及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等，均是公民抗命的典範。
美國政治學者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將公民抗命概念進一步解釋，他認為公民抗命是指「公開的、非暴力的，及建基於良心及追求公義的行為，是維護社會大多數人士的正義和公義原則的行動，但要服從司法制度的後果」。
一般來說，行事者會高調以和平手段故意違反法律，並自願接受法律制裁，以凸顯一些法律條文的不公，從而爭取公眾關注及支持，使政府修改相關法律條文，追求心目中的社會公義。戴耀廷等9人在2014年發起「佔領中環」行動，披着「公民抗命」的外衣，誘惑一些市民參與了違法堵塞金鐘，後這股「堵塞」歪風蔓延至銅鑼灣、尖沙咀、旺角等區，對經濟民生造成了極為負面的影響，最終更導致了市民失去普選行政長官的權利。「佔中」事件的本質是否一場公民抗命的運動？此一問題，值得通識科老師與學生一同探討。本文嘗試借用公民抗命的三項標準，去分析「佔中」事件的本質。
標準一：和平的抗爭
回想79天的「佔中」過程中，參與者發動的暴力事件，真是不勝枚舉。10月14日深夜至15日凌晨，逾千名示威者突然堵塞金鐘龍和道，警方派出數百名防暴警察清場，拘捕45名涉嫌非法集結、阻差辦公的示威者，多名警員及示威者受傷；10月17日清晨，警方清除旺角「佔領區」路障及帳篷，並驅散附近人群，大批示威者「佔領」多條街道，其間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11月19日，數十名蒙面示威者在深夜突然衝擊立法會並撞毀玻璃門，警方先後拘捕11人；11月30日晚至12月1日凌晨，「雙學」在30日晚上9時在金鐘「佔領區」宣佈行動升級並圍堵政府總部，大批示威者突破警方防線佔據全條龍和道，警察使用催淚水劑及施射水炮驅散，多名示威者及警員受傷。「佔中」期間，暴力事件不斷爆發，令市民明白到「佔中」激發起人，發動了一場並非以和平為抗爭手段的事件。
標準二：崇高的道德情操
「佔領中環」發起者在煽動市民參與時，強調行動雖不合法，但必須絕對非暴力。參與公民抗命的人因公義目的而甘心接受懲處，將會產生的社會震撼和道德感召力，帶動整個社會反思香港的未來。但近日9位發起人在庭上早忘記了個人的承諾，毫不甘心接受法律的懲處。他們違背承諾，自然是為了逃避懲處，令市民認識到，他們根本就是沒有崇高的道德情操。
標準三：服從司法制度的追究
發起「佔領中環」的9人近日在西九龍法院開審。9人就合共六項控罪（包括「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和「煽惑他人煽惑作出公眾妨擾」）答辯，全不認罪，鍾耀華一度反問：「何罪之有呢？」黃浩銘則謂：「我要真普選，雨傘運動無罪。」真正參與公民抗命者理應是自願接受法律制裁，但他們全不認罪，「佔中」還可算是一場公民抗命運動嗎？
9人於2014年時披着「公民抗命」的外衣，發動了一場「A貨」的公民抗命活動。但這些人到底為了什麼，只有他們才會知曉。期望終有一天，他們能尋回良知，認認真真地向全港市民認錯，反思自己在「佔中」事件中所犯之過錯，日後多實踐德行，走回正路，堂堂正正地當一個香港人。■李偉雄 福建中學（小西灣）助理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