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港澳辦及中聯辦分別表明支持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一段時間以來不斷邀請外部勢力干預的反對派，馬上出言指責中央「干預」，這種反應實在不合基本政治倫理。中央本來就有權有責，他們說成干預；外部勢力根本無權置喙，反對派卻主動邀請他們干預。這種錯亂的政治倫理，充分暴露反對派根本無視和抗拒「一國兩制」中的「一國」，不尊重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更要藉外力干預破壞「一國兩制」，為香港全面準確實踐「一國兩制」設置阻礙。
憲法和基本法規定，中央擁有對香港全面管治權，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依法實行高度自治。事實上，中央政府在發表對涉港事務的意見時，對是否關乎中央權力、是否符合基本法、是否符合中央和特區關係準則，一直把握得非常好。此次修訂《逃犯條例》關乎完善兩地加強司法協助，以利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更何況反對派不斷借修例議題攻擊內地的司法制度，阻礙符合基本法、合理合規的修例，阻礙本港堵塞法律漏洞，中聯辦、港澳辦當然有權也應該對此問題表達意見，支持修例，怎能被稱之為干預？
修訂《逃犯條例》，是「一國兩制」下香港自治範圍的事，是中國內政。修訂《逃犯條例》不但不會損害「一國兩制」，反而使「一國兩制」更加完善。整個立法修訂過程和修訂內容，已經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高度自治，同時符合「一國」的政治倫理。這與美國和西方沒有任何關係，無論從什麼角度，外部勢力都無權置喙，都沒有發言的空間，反對派卻大力邀請外力「關注」、干預修例，向特區政府施壓，要求撤回方案，究竟有何居心？
本港每遇重大問題，反對派均大力邀請外力干預，已成毫無例外的標準動作。反對派打着「捍衛民主自由」的旗號，做的卻是主動獻身、當反華棋子的醜事。反對派與反華勢力、政客內外勾結，例子不勝枚舉。2017年5月，李柱銘、黃之鋒到美國國會就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情況「作證」；2018年6月，黃之鋒到美國國務院發表所謂「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2018年8月，陳浩天在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午餐會演講等等。這些所謂「作證」「演講」「交流」「見面」，實際上都是反對派與外國反華政客內外勾結，提供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的「彈藥」，沆瀣一氣合謀「反中亂港」。
此次反修例，反對派要求外力干預更加變本加厲。陳方安生與反對派議員早前赴美，「反映」DQ參選人及修訂《逃犯條例》等事宜，誣指「中央干預加劇」，香港特區人權法治「倒退」和「削弱」；緊接着，李柱銘、李卓人等人又組團赴美加，大肆唱衰香港、抹黑中央，更積極拉攏美加反華政客向特區政府施壓，要特區政府「跪低」、撤回《逃犯條例》。
種種跡象證明，反對派公然與外部勢力勾結，攻擊中央政府，邀請外部勢力明目張膽干預香港事務，完全不尊重並挑戰「一國兩制」中的「一國」底線，這是赤裸裸地破壞「一國兩制」，損害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須受到嚴厲譴責和堅決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