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修訂《逃犯條例》的激烈爭拗發展至今，兩種表現越來越涇渭分明：一種是堅持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依法理性討論，求同存異，從完善法治、彰顯公義的角度支持修例；第二種是惡意製造爭議，危言聳聽，詆毀國家制度和內地司法，更勾結外力插手本港內部事務，要求外部勢力以香港經濟命脈向特區政府施壓，把香港當作助外力打貿易戰、向中國實施「極限施壓」的工具，公然挑戰「一國兩制」底線。誰是真心誠意愛國愛港，誰是以法治人權之名、行反中禍港之實，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和行為，正是最好的試金石。
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既有法理依據又有現實迫切需要，有利於彰顯法治精神，維護公平正義。即使對修例存在不清楚的地方，完全應該透過理性平和討論，妥善消除分歧和疑慮，為通過修訂法律堵塞法律漏洞、完善法治，營造合理而有利的社會環境。例如，特區政府一再強調，修例容許香港跟未簽訂移交逃犯協定的國家或地區（包括內地和澳門、台灣地區），以一次性個案方式移交逃犯，彌補法律的不足，而移交逃犯要遵循「雙重犯罪」等諸項基本原則，須經法庭審核把關。凡此種種，向公眾表明移交逃犯有完善的法律原則和程序的嚴謹依循和保障。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近日指出，內地原則上同意移交逃犯的申請，僅可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並非內地任何省市都可提出申請，更表明政治罪行不能被移交。國家權威人士接受文匯報大公報訪問時特別清楚表明，若有港人在香港觸犯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如果香港法律也認為是犯罪的，一般由香港司法機關適用香港法律處理」。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亦表示，可以考慮在移交逃犯程序中加入監察員，以跟進個案移交後的人權保障情況。
還要看到的是，政府與商界人士討論後，接納了商界就修例提出的建議，剔除9項罪行類別。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表示，政府當機立斷，剔除了範圍太闊或不清晰條文，釋除商界和市民大部分的疑慮。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各界表達關注，與政府有商有量，政府對修例細節持開放態度，實事求是回應關切，在完善法治與保障港人權益上努力求得平衡。支持和疑惑都是理性的，都是遵循法治軌道的，相向而行的努力結果，顯示修訂《逃犯條例》不是香港法治的噩夢，而是香港法治的進步與完善。
與此主流民意和理性力量完全背道而馳的，是反對派基於自己和外部勢力政治利益需要的另一番政治操作。反對派從修訂《逃犯條例》伊始，就將修例問題政治化、妖魔化，採取歪曲事實、顛倒是非、散播謊言謠言等卑劣手段，惡意、惡性攻擊，阻礙修例。
反對派幕後「盟主」、「金主」黎智英，旗下報章將修例抹黑為「送中惡法」；他更親自披掛上陣，通過撰文、接受訪問等形式，渲染彌天大謊，形容「修例比基本法23條立法更差」，內地法制是「垃圾」，修例後「香港玩完」，「人人隨時會被移交到內地審訊」，更指「一旦通過修例必引致撤資，動搖樓市及金融體系」，煽動港人上街作「最後抗爭」。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刻意癱瘓議會運作，令審議修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喪失功能，造成立法會前所未見的混亂，政府迫不得已要將草案直接送上大會恢復二讀審議。反對派的外圍組織一再組織、策劃示威遊行，為逼政府撤回方案捏造民意、虛張聲勢。
挾洋自重、邀請外力干預香港，是反對派的慣用操作手法，在這次反對修例的過程中，反對派勾連外力更加肆無忌憚。為在國際上製造反修例的輿論氣氛，從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大佬，到涂謹申、李卓人、郭榮鏗、莫乃光等「中堅分子」，以至羅冠聰等「後起之秀」，爭先恐後，頻密到美、加、英、德等國，與反華政客接觸，大肆唱衰香港，詆毀內地司法制度，主動要求歐美政府向特區政府施壓，甚至要求檢討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地區的地位，威脅香港的經濟命脈。特首林鄭月娥日前不點名批評，連月來有小部分人「以並不全面嘅方法」把修例爭議帶到外國表述，引起外國政府關注，「最關注的地方，與這小部分人士出訪的地方不謀而合」。
邀請外力干預，危害香港在「一國兩制」中的憲制角色和香港長遠利益，中央政府當然不能坐視不理。中聯辦、港澳辦乃至中央主管港澳事務的最高領導人，適時表明支持特區政府依法修訂《逃犯條例》，並且透過權威人士訪談詳盡闡述政治原則、政治倫理和法理依據，針對反對派的歪曲誤導論法釋疑。對此，反對派立即跳出來指責中央「干預」香港事務，而且肆意閹割中央權威人士的完整的法律闡述。「余若薇們」的這種政治操作，已經完全背離正當的不同意見交鋒，成為人格淪喪、專業失格的惡意對抗。香港是「一國兩制」之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與國家其他地區的司法協助，是香港法治完善的應有之義，有利完善香港法治和長期繁榮穩定，中央對此在憲制和法律上都有權有責表明態度、支持修例，怎能被稱之為干預，而且遭受如此毫無政治倫理的指責？
更何況，反對派借修例攻擊特區政府和內地司法制度，引外力插手香港事務、干預中國內政，中央當然不能袖手旁觀。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參加香港回歸20周年慶祝活動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部分反對派政治人物反修例的惡言惡行，明顯違背了最基本的政治倫理，突破了最基本的政治底線。
回看此次反對派操作的反修例行動，外力介入的力度、深度都是前所未見，明顯與當前中美貿易戰密切相關。西方反華勢力將香港當作遏制中國崛起的棋子，而反對派正正扮演替外力反中禍港的「馬前卒」。反對派政棍「接力」外訪，以明顯背離法理和事實的手法，乞憐外力「制裁香港」的「唱衰效應」開始「見效」。近日，歐盟駐港澳辦事處及其成員國外交代表向特區政府發外交照會，就修例提出抗議；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的8名跨黨派議員， 亦向特首林鄭月娥發出聯署信，聲稱「擔心」《逃犯條例》修訂會影響香港與美國之間的「特殊關係」，「要求」特區政府撤回修例；英國、加拿大等國的官員亦表示類似的「關注」。
本港修訂《逃犯條例》竟然成為「外交事件」，「八國聯軍」默契向特區政府強硬施壓，威脅「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難免影響本港作為「一國兩制」下自由開放的國際城市形象，動搖國際投資者對本港國際金融、經貿中心的信心，對本港保持經濟穩健帶來不明朗因素，給國家應對正在升級的貿易戰製造麻煩。這一切，都「拜」這些反對派政棍「所賜」！事實已經證明，反對派政棍為了一己政治私利，迎合西方反華勢力遏制中國的圖謀，替外力反中禍港效勞，助美國在反華貿易戰中打「香港牌」，不惜犧牲國家和香港的利益，與全港700萬市民為敵。
修訂《逃犯條例》是關係香港法治完善、關係每個市民福祉的大事，在法治和理性的軌道上，本港各界有充分的空間和權利，對修例作出理性討論。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等，曾在不同場合對修訂完善條例細節表達了真誠的意向。現在的關鍵，是香港社會各界要齊聲對惡意、惡性反對修例的反中禍港勢力說不，協力支持特首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迎難而上，廣泛聽取、凝聚支持修例的社會共識和最大民意，順利完成修例工作，維護香港穩中向好、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大好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