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09-26] 走得越多心態越好

　記者：現在有很多的文化人物或者是名人他可能會涉足一些新興的領域，比如說陳逸飛（音）他可能會去做時裝，也可能會做IT，可能有很多的演藝人士也會做一些網站，我不知道您在其他的方面有沒有考慮？您是不是一心想在文化，我們所說的文化就是比較純一點的文化，就是說做一些現象的看待，然後做一些評論，不會做成廣泛的……

　余秋雨：我覺得他們都做得很好，他們原來做文化的那些人，他在中國古代或者在國外，包括歐洲很多文化人實際都是跨疆越界，他不是在自己的疆界裡面固守著一個行當，這樣的人也有，但是也有另外的一些人，就是跨越很多的領域。現在也出了這樣的一些文化人，我很佩服他們，應該這麼做。我自己在文化領域裡面跨越了很多，這個跨越也是應該的，但是我沒有像他們這樣跨越的幅度那麼大，但是我今後肯定會做，這次回來以後我肯定不會重複以前的那種寫作方式了。我基本上是三個，以前是搞學術研究，後來搞行政管理，這已經變化很大了。最後是搞旅行的寫作，旅行的寫作已經很久了，也已經快十年了，這以後大概不會再繼續做這個事情了，我總是定期要換一種做法，換的目的不完全是圖新鮮，是讓生命獲得不同的體驗。我相信那些不斷在變換自己的行為方式的儀式家和文化人，他們的生命體驗就會比我們要豐富得多。譬如說像你剛才講的陳逸飛先生（音）他的生命體驗一定比我們豐富得多。

　記者：您感受的是心態越來越平和還是越來越激動，還是怎麼樣？

　余秋雨：因為這十年，歷史的變化越來越快速，我們中國的變化也越來越大，所以我個人走得越多空間越大，心態就越來越好，這也是我經常勸我的學生多到外邊去走一走的理由。就是你空間越大、心態越好。空間越小、心態越不好。一個人如果老是鑽在自己的小單位裡邊，鬧來鬧去時間越長，心態就會相當差。如果多到遼闊的空間去釋放自己的話，構成一種遼闊的關係的話，心態就會越來越健康。現在我覺得我的心態比寫《文化苦旅》的時候要好得多。這個好就是當時其實也不太壞，就是現在更開闊、更平靜。

　記者：現在大家都說七十年代新生代作家出現很多，我不知道您看過沒有，比如說像棉棉的或者是衛慧的作品。

　余秋雨：我很想看，等我回來吧，等我歐洲回來再看，你給我準備好他們的書，第一，我也沒找到，第二確實時間安排得太亂。因為每次離開就要走很久，中間各種各樣的雜事太多，而且有好多事情是躲避不了的，不完全是文化上的，比如我要搬家什麼的。這些事情都有很多，前前後後很多，沒時間看。等我回來再看。

　記者：咱們那會兒說過去年過元旦的時候所謂千禧年的時候，當時您是在哪兒？當時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形？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余秋雨：那時候還不在印度，我接受了吳小莉的電話採訪，過年的時候應該在尼泊爾。

　記者：我記得當時您說終於一個舊的世紀去了，時間跟您當時的環境的處境也挺像的，好像離開一個國家去一個新的國家，是一個過渡。

　余秋雨：我講的就是時間的跨越和空間的跨越連在一起。時間的跨越就是我們終於要進入二千年了，空間的跨越就是要跨越國門，跨越世界屋脊，時間的跨越和空間跨越連在一起。當時我們的隊員們叫我做一件事情，我正好到尼泊爾他們的首都加德滿都最大的郵電局去寄信，我們的隊員們都說有沒有可能我們有好多的信一起寄，我覺得按照我們中國的想法，當然朋友們叫我去寄信，然後就帶著四十六封信去寄了。寄了以後發現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我們寄信的目的是為了在世紀之交有一個郵戳，然後寄到自己的家人手裡。哎呀，這個信飛躍喜馬拉雅山過來的，然後又飛躍了世紀之交多好。到了郵局裡邊發現，尼泊爾的郵局裡邊既沒有膠水也沒有漿糊，所有的人都用口水，因為那個信封上都有膠水，我就面臨著要用我的口水來塗四十六封信的信封，我哪有那麼多的口水？這很好笑。然後靈機一動，我突然想起一個出租汽車司機，那個司機他還在門口等著我呢，我就給他更多的小費，求他幫我做這個事。他是興高釆烈的，而且又拉著他的朋友，不斷地塗抹，四十六封信全部塗上了，在非常關鍵的時刻寄到中國來了，帶有他的口水的信。這個印象很深，這是一個小喜劇。

　記者：這次歐洲之旅我們的元旦可能會在北歐度過，您覺得每一次咱們都會跟鳳凰跨越這個新的年度，都是時間和空間的跨度，這次不會有四十六封信了，您對這個有什麼設計呢？

　余秋雨：現在還來不及設計，我們慢慢地設計吧。我過年過節一般在路上，包括我過生日。我喜歡在路上過過這一切，不太喜歡按照常規的儀式，每一次節日都在一個陌生的地方，預示著節日之後的歲月將會出現一種既未知又有魅力的形態，所以我特別喜歡在遙遠的不知的地方。其實我們現在在哪兒過節都還不知道，其實我們都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也不知道，但是只要心態好，不管在哪兒，不管在什麼時候都會過得很開心。 （余秋雨訪談之五）

文由鳳凰衛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