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10-02] 香港特區成旦磟I基本法

律政司司長　梁愛詩

（五）外國對「一國兩制」的認識

　由於上述的案件和種種問題，對香港情況不了解的外國傳媒，紛紛質疑回歸以後，香港法治是否得以保留，司法獨立是否受損，原有法制會否被內地法制所代替？他們的顧慮，我們十分理解。一直以來，我們都以香港的法制和法治精神自豪，因此《基本法》特別說明原有法律不變，原有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不變。我們都十分珍惜普通法的原則，例如無罪推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法律必須隨時代發展而作出適應，按社會情況而修訂，特區的法制，必須繼續發展，以保持它的生命力，而珍惜原有制度的一部份人，其中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未能認同這些發展，轉而責難特區政府，認為原有法制被侵蝕。

　隨著案例的發展，本地和外國社群漸漸開始接受香港的新憲制，同意我們要以開放的態度，給予我們原有的法制發展的空間，並接受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的合憲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他們開始明白香港主權回歸中國的意義：雖然香港是一個高度自治的特區，它在一個中國之內，有些方面，例如主權、國防和外交，總不能脫離中國。一九九七年六月，美國一個地區法院作出裁決，否認香港公司有權在美國法院起訴，認為它不是一個外國法人（見Matimak Case）。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美國聯邦法院裁定香港公司是一個中國法人，有權引用外國法人司法管轄權（見Favour Mind Case）。早些時候，美國一個地區法院拒絕把逃犯移交香港，因為香港並非一個國家，根據美國法律，沒有權和美國簽訂移交逃犯協議。五月二十四日，美國上訴法院把這裁決推翻，肯定了特區政府與美國政府所簽署的移交逃犯協議，同意把疑犯移交香港。

　除了外國法院對本港回歸後的法律地位給予肯定外，本港一些退休的法官和在港工作的外籍人士，對本港回歸後的法治情況也抱有信心。這些法官對傳媒指出，釋法事件對司法獨立沒有影響，而本港的法治情況，依然良好。而一間政治與經濟風險顧問公司在六月初發表的調查報告顯示：「在亞洲工作營商的外國人士，仍然高度評價香港的法律制度和質素。他們對本地法律制度的信心，比對大部分亞洲國家，甚至一些西方法律制度，例如美國，還要高。因為主權回歸，大家懷疑香港法制能否按『一國兩制』構思繼續下去。有人恐怕作為《基本法》基礎的普通法制度，將因中央干預而被淡化。因為這個理由，也因為香港最活躍的民主派中，釵h都是法律專業人士，因此在香港有關司法獨立的辯論比其他亞洲地區為激烈。這種辯論之劇烈，令人容易誤以為香港的法治精神，很快會被侵蝕，其實按我們的研究，在港的外籍人士仍然覺得香港的法制十分健全，他們對香港的法律制度仍很有信心，況且香港人對可能失去司法獨立和優良質素十分警惕，因而我們有理由對九七以後香港保持其原有司法水平表示樂觀。」

　從以上看到，「一國兩制」的落實並不容易，特區首三年，的確經過不少風風雨雨，但是《基本法》的實施，情況良好。除了以上比較突出的例子外，每天成千上萬的公職人員，包括執法部隊、司法機構、政府各法律部門和法律界人士，都在盡忠職守，默默耕耘。他們不出現在報章頭條，他們不出現在電視熒幕，但是在維持法紀，主持正義、草擬法例、談判和執行國際協議，給我們大型計劃提供法律服務，努力不懈，為保障香港這個美好的家園作出貢獻。雖然如此，我們絕不能自滿或鬆懈。我們吸取了不少教訓，例如在國旗和區旗案，提供了班迪斯論據，就《基本法》案件的訴訟向法庭提出更多有關事情對社會的影響的資料；委任法律專家幫助我們建立新議會運作的慣例和文化；我們改善和各階層的溝通，令他們明白政府的政策和工作；我們和內地加強交流，努力去認識另外的一制和一國的含義等。我們未做到完善，有釵h做得不好不夠的地方，應該做得更好，不過我們一直在檢討並求進步。

　在一個蛻變的社會，面對積壓多年的老問題，改革的迫切需要，市民對新局面的期望，特區政府的工作需要全體市民的支持。最近社會上有釵h反對政府的聲音，甚至上街遊行示威，認為改革過急，或政策失誤。這些改革的目的，都是為了市民有個良好的生活環境，是要香港追得上廿一世紀世界級城市。固然，有些地方，政府未能做到盡善盡美，大家應該多給政府提出意見，例如改革的緩急先後、方針和具體實施細節，使我們做得更好。對行政長官的苦心和辛勞，我們應該給予支持，大家同心協力去營造一個理想的社會。

　我們希望在「港人治港」下我們能夠重建一個互信的社會。最近接觸各界人士，釵h人都十分關注社會不安的情況，他們都是有心人，我們不能令他們沮喪，任何的理想，都要付出代價，「港人治港」的成央A要靠社會每一個人的力量。我們要令大家的關心化為積極的力量，為更好的明天奮鬥。最壞的日子已經過去，既然已露曙光，讓我們為社會為自己，做好本份，多參與社會事務，並互相鼓勵，互相支持，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基本法》的落實和特區的建設而努力。

（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