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11-01] 記者的偏差由什麼原因導致？

李蔚祥

　江主席語重心長地指出，香港年輕記者應提高知識水平，以避免所提問題太簡單和幼稚。這番善意的勸告和建議，在香港社會各界引起廣泛認同和共鳴。

　近日，在一個有關傳媒操守的研討會上，講者批評香港傳媒趨於嘩眾取寵，他們呼籲新聞從業員認識到新聞工作者所應有的社會責任感。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執委張圭陽先生表示，國家主席江澤民日前對香港新聞界的批評，香港新聞界有必要作出反省。身兼報業評議會主席的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先生表示，中央表示支持行政長官董建華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至於是否支持他連任，正如江主席所說，特首選舉按照基本法進行，指中央「欽點」董建華連任即是認定八百名選委會的成員沒有個人的意見和立場，對選委會成員是侮辱。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光漢先生指出，記者在向江主席提問時使用「欽點」的字眼並不恰當，因為這一字眼好像是形容皇帝，含有濃厚的封建意味，他希望香港新聞界能夠提高自己的水平。全國政協常委徐四民先生則指出，香港記者日前對江主席的提問，「不但是Simple（簡單），簡直是stupid(愚蠢）」，他強調指「說『欽點』就非常不尊重」。

　香港部分傳媒、記者的專業水平和新聞操守欠佳，這早已為香港社會各界所公認，並一直以來對之提出批評。因此，江主席對香港部分年輕記者的批評，社會各界咸認為入情入理，恰到好處。但是，部分香港傳媒、記者水平低劣的原因何在？這值得探討和反省，這樣有助遏止新聞界存在的部分不良風氣，也有助提高傳媒和記者的專業水平與新聞操守。

　關於這一問題，日前出席有關傳媒操守研討會的張圭陽先生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其一，「香港新聞的運作有別於西方國家，在香港，工作經驗豐富的記者都會得到晉升，負責辦公室行政工作，以致前線的記者大多數非常年輕，甚至是剛畢業的大學生，工作經驗及人生經歷不足，難與西方的以記者為終身職業的資深記者相比。」其二，「香港的新聞界以市場主導，新聞的作風趨於娛樂性、趣味性、嘩眾取寵的新聞刊登在頭版頭條，記者在採訪時則忘記當時節目、場合的本身意義，只是提一些熱門的問題。」其三，「香港新聞報道趨向『異化』及娛樂化，問題在於新聞工作者對本身工作的職責未了解，新聞工作者應具有將道德價值觀傳給下一代的理念。」

　筆者以為，張圭陽先生指出的以上三點意見，基本上揭示了香港部分傳媒、記者水平為何低劣的原因。但這三點意見還可加以補充。

傳媒老總的作用

　其一，香港前線的記者大多數確實非常年輕，但他們之所以提出一些簡單、幼稚和愚蠢的問題，之所以熱衷於「煲水新聞」和製造新聞，其實與一些傳媒內負責行政工作的老總級和主管級人員的指令、要求與誤導，有著密切關係。例如一份自稱是業內「公信力最高」的「中國人」的報紙的總編輯，對此次港記所提涉及歪曲「一國兩制」方針和影響香港穩定的幼稚問題，不加反省，竟然聲稱：「香港記者就此作出提問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做法。記者過去這樣做是對的，今後亦應繼續這樣做。」有這樣總編輯，在他手下的年輕記者難道能違反他的指令與要求？有這樣的總編輯，該報編輯方針近年來發生蛻變。例如，今年夏天，該報覷準社會上掀起倒董亂港逆流之時，製造假新聞，聲稱中央政府已派人來港，刺探港人意願，是否接受董建華連任云云，藉此假新聞為倒董潮推波助瀾；台灣選舉之後，該報總編輯搶先對中央駐港聯絡辦副主任王鳳超先生反對台獨的講話發難，指為干涉香港新聞自由，接著該報又赫然發表《台灣有權獨立》的文章，鼓吹台獨、鼓吹分裂祖國，為台灣分裂勢力造勢，使該報淪為台獨喉舌；在港大校務委員會即將審議「鍾庭耀事件」調查報告時，該報又搶先發表社論，聲稱不管報告內容對誰有利，校長鄭耀宗必須辭職，明顯以輿論力量左右校務委員會獨立判斷。報告公佈後，該報社論又與民主黨等一唱一和、主張由立法會跟進此事；到了立法會選舉投票前夕，該報又以頭條巨幅新聞形式，引述由該報贊助的所謂民意調查，指民建聯在「程介南事件」之後各選區選票大幅下跌，企圖製造「羊群效應」，幫民主黨抬高得票率和推低民建聯得票率，但選舉的結果證明，這個民意調查誤差率在十五個百分點以上，打破了健力士大全；江澤民主席此次批評港記者有關「欽點」之提問後，該報社論又聲稱，有關「欽點」的煲水新聞「是民情，我們還是要問的」云云。可見，傳媒之水平和操守出現的問題，僅歸咎於前線記者太年輕是不夠的，更關鍵的是負責行政領導工作的老總級人員，他們的操守和水平更會反映出傳媒的面貌。

新聞生態惡劣

　其二，關於香港新聞界以市場為主導，趨於嘩眾取寵的問題，這的確是本港新聞生態日趨惡劣、傳媒操守日趨墮落的重要原因。在此方面，以金錢收買方式炮製「陳健康事件」假新聞的某報尤其惡劣。該報在創刊時，不懂中文的末屆港督彭定康曾裝模作樣嬝疙茬瓥苭Z號以作廣告，但該報創刊後不久，其惡劣的煽色腥報道手法，便遭到釵h市民投訴。例如，在一宗一位年輕婦人因生活絕望而跳樓自殺的悲慘社會新聞中，該報在頭版幾乎佔據整個版面的大幅彩色照片，攝影記者公然無恥地把鏡頭對準悲劇女主人衣履摔脫而血污的下體，社會人士抨擊指該報「公然以這種滅絕人性的色情方式，榨取悲劇女主人公的剩餘價值」。至於用娛樂圈記者慣用的「作古仔」、「吹水」、「作大」等手法炮製政治新聞，亦是該報及少數傳媒慣用手法。例如與該報同屬一集團的某周刊，其聳人聽聞的「希望工程善款失蹤」的假新聞，便屬惡意誹謗之作。此次有香港記者把流行於娛樂圈、名媛闊太間的「作古仔」採訪手法，用到國家領導人頭上，受到批評乃是常理之中。

忽視社會責任感

　其三，本港部分新聞工作者對新聞的社會責任感的忽視，是本港部分傳媒、記者專業水平和操守低劣的根本原因。而這一方面，又與殖民統治者在撤出香港之前，廢除和修改所有新聞管制的法例，以及竭力鼓吹和灌輸「絕對新聞自由」，有著一定的關係。在此風荼毒之下，本港少數傳媒和記者罔顧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責任，罔顧傳媒「社會公器」的性質，在報道中時涉造謠、誹謗、吹水、作大，手法趨於煽色腥。此風流行之下，對才入行不久的年輕記者，影響極壞，並直接表現在他們的前線採訪工作中。

　年輕記者當然需要學習知識，提高水平。傳媒老總更應加強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感，因為，現時某些傳媒機構的文化和大環境，給予他們錯誤的引導，使他們迷失了方向。有些記者寫了反映真實的新聞，被老總扣壓不用，或者改得面目全非，經過釵h次如此的經驗，他們就被引向「適應生態環境」。若要改變這種風氣，主管版面的總編責任更加重要，可謂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