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11-24] 社論：東亞合作前程似錦

　十一月二十三日，朱鎔基總理起程赴新加坡出席第四次東亞領導人非正式會晤，這是中國今年睦鄰外交和多邊外交的又一重要舉動。

　東亞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又稱「10＋3」，由東盟十國和中國、日本、韓國組成。這一機制源於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早在九十年代初提出的「東亞經濟論壇」（EAEC），在經歷了長時間的醞釀和磨合後，特別受一九九七年東亞金融危機的刺激，東亞各國領導人終於坐到了一起。一九九七年底，首次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此後又分別在河內和馬尼拉舉行了第二、三屆會議。

　作為一個新生的區域經濟論壇，「10＋3」發展非常迅速。目前已經形成了領導人會議、部長級會議和第二軌道活動等多層次的運行體系。一九九九年馬尼拉會議發表了《東亞合作聯合聲明》，明確了在「10＋3」的重點合作領域包括經濟、金融、社會、人力資源開發、科技、文化、信息、政治安全和跨國問題等，這實際意味著東亞國家期望通過「10＋3」進行全方位對話與合作。根據緊迫性和現實性，「10＋3」從金融合作入手，率先啟動了財政部副部長和央行副行長會議機制，二○○○年五月，十三國財長在泰國清邁舉行會議，達成了建立貨幣互換機制和區域資本流動監控系統的協議——《清邁協議》，這是東亞歷史上第一份多邊經濟合作文件，標誌著東亞一體化進程邁出了實質性步子，這一可喜的進展受到了區域內外的廣泛關注。

　在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集團化不斷加速的大背景下，東亞國家加強合作是必然趨勢。東亞國家雖有明顯的多樣性，但也有相通的文化和歷史傳統。亞洲價值觀和「趕超型」發展道路是東亞國家的共同語言，「東亞意識」是一種客觀存在。冷戰的結束，為東亞國家政治和解和經濟融合創造了基本的政治環境。八十年代初以來二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使東亞擁有了比較強大的經濟基礎，「10＋3」國家國內生產總值（GDP）合計已達五點五萬億美元，約佔世界GDP總量的百分之二十，東亞已有資格與北美和歐盟並稱為世界經濟的三極。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東亞也形成了內在的產業、金融和貿易大循環，日本、「四小龍」、中國和東盟一些國家有著規律性的產業轉移和投資方向，東亞內部貿易已達百分之五十左右。東亞已經具有了啟動一體化進程的基本條件。

　東亞合作也是形勢使然。東亞金融危機給本地區各國的教訓之一，就是各自為戰的慘重代價。在金融風暴面前，一國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通過多國協調和區域合作，才能防止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才能將危害減小到最低程度。金融危機後，各國越來越認識到過分倚重對美歐出口的危險性，將振興內需放到戰略地位；而推動東亞內部投資與貿易，正是振興內需不可或缺的一環。在「新經濟」方興未艾之際，東亞各國和地區面臨更激烈的國際競爭、更複雜的外部經濟環境和更嚴峻的經濟挑戰，較之美歐，東亞信息化水平低，科技創新力嚴重不足，人才流失嚴重，如不通過區域合作奮起直追，東亞在知識經濟版圖上被邊緣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此外，由於世界貿易組織新一輪談判難以啟動，區域自由貿易安排受到更大的重視，成立雙邊自由貿易區乃成為時尚。東亞國家在巨大的壓力下，必須攜手合作，充分發揮互補性優勢，提升整體競爭力。「10＋3」與WTO、亞太經合組織擁有不同的成員和地理立足點，相輔相成，並行不悖。「10＋3」實際上是亞洲崛起的象徵，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及發展中國家團結振興的重要工具，是建立亞洲新政治經濟秩序的試驗場，是促進世界多極化的引擎。

　中國是東亞國家，高度重視、積極支持和參與東亞合作。中國是最早支持馬來西亞EAEC倡議的國家，江澤民主席、胡錦濤副主席、朱鎔基總理先後出席了前三次會議。江主席在首次會議上提出了東亞合作要堅持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形成優勢互補、非排他性和非歧視性的開放型合作模式。中國領導人還提出了召開財政和央行領導人會議、推進湄公河流域開發和開展科技合作等具體建議，受到了與會各國的好評。基於中國在東亞的地位和影響，中國的態度和建議對「10＋3」進程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10＋3」機制還促成了中國與東盟建立了最高級會晤機制，正是在吉隆坡會議期間，江主席與東盟各國領導人舉行了首次會晤，簽署了《聯合聲明》，確定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睦鄰互信伙伴關係。

　在即將舉行的新加坡峰會上，朱總理將就新世紀的東亞合作及中國與東盟合作提出具體和務實的設想，當前形勢下，湄公河合作、信息技術合作、消除「數碼鴻溝」、人才培訓、農業合作等受到各方普遍關注，朱總理將會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對於「10＋3」的定位和發展方向，相信朱總理也會有所闡述。

　香港是東亞經濟體系的重要一員，與「10＋3」成員有著非常緊密的經濟金融關係，香港各界關注「10＋3」的進展，祝賀「10＋3」取得的成就和中國的傑出表現，並殷切地期望為東亞合作及「10＋3」進程作出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