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11-24] 公民權利要靠法治來維護

施　明

　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和比較，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市民認識到，現行的《公安條例》符合最廣大市民的利益，無須修改，更不能廢除。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日前認為市民的主流意見支持公安法，應當是符合實際的判斷。

　當然，對《公安條例》的不同意見依然存在。本來，對於同一事件存在不同的意見包括存在尖銳對立意見是毫不奇怪的，怪就怪在有極少數人士失去了理性，將自己的不同意見化為極端行動，增添了社會不安定因素。再有，作為社會公器的個別傳媒，竟然以缺乏理性、不負責任的言論誤導公眾。即以後者而言，某報近日的一篇社評竟指《公安條例》限制了甚至剝奪了公民應有的權利云云。

　上述社評的觀點顯然有失偏頗，是經不起推敲的，最起碼是一種誤解。而當前圍繞《公安條例》的有關爭論，實際上向人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有沒有絕對的自由，公民的自由權利要不要維護，以及靠什麼維護。

　毫無疑義，集會和示威遊行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必須得到切實保障。但是，自由從來是相對的。國際人權公約在高揚人權大旗的同時，從未主張人的自由可以是絕對的，不受任何約束的。非但如此，該公約第十九條第三款還載明，表達自由的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必須是經法律規定，內容包括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等。本港現行的《公安條例》符合基本法及人權公約的規定，正體現了人權公約所指某種限制「必須經法律規定」的精神。上述社評觀點說白了，就是認為自由是絕對的，公民表達自由不應有任何限制，這才真正是與人權公約背道而馳的。

　根據本港的實際，《公安條例》規定集會、示威、遊行須在七日前通知警方的規定並不苛刻，符合本港地小人多、交通擁擠因而須提前作出安排的實際，在保障公民權利與維護社會秩序兩者間取得了較好的平衡。香港回歸祖國之後，據統計已有超過六千五百宗遊行和公眾集會先後舉行，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依照《公安條例》規定於七日前通知警方後舉行的。只有兩三次因妨礙公共秩序被拒批，即使這樣，警方也申明只要主辦者適當調整集會遊行安排，減少對公共秩序的影響，照樣可獲批准。請問，有什麼證據可以說《公安條例》限制甚至剝奪了市民集會遊行的權利呢？

　事實上，正是由於絕大部分示威遊行都是依照《公安條例》規定於七日前通知警方後舉行的，而這樣的遊行集會絕大多數也都能以和平、理性方式舉行，所以本港良好的社會秩序才得以保障。因此，只要不抱偏見，就不能也不應認為《公安條例》過分嚴苛。輕率地將《公安條例》稱為「惡法」，將之與公民的自由與權利對立起來，既不公平，也是極不負責任的。說《公安條例》限制和剝奪了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對《公安條例》必欲除之而後快，實際上是在煽動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極端思潮，這顯然與公眾利益是格格不入的。

　社會實踐已經並將繼續證明，公民的種種自由與權利是需要維護的，而這種維護只能依靠法治來體現，香港是自由社會，又是一個法治社會，人人都應無條件守法，不容釵陳S殊公民存在。假如凡不認同某項法例就可以不遵守，社會豈不一片混亂，某些人士的「自由」是有了，但更廣大市民的一系列自由權利便會喪失，或者沒有保障。如此，法治社會豈非只是徒有其表？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前不久曾經指出，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市民有通過言論、集會、遊行等方式表達意見的自由；但香港又是一個法治社會，在尊重和遵守法律方面，不應當有特殊的公民，人人也應思考，怎樣在運用自己的權利與維護社會公共秩序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這番話講清了公民行使自己的權利和遵守法律、維護社會秩序兩者之間的關係，很有啟發意義。

　法治是社會的生命，香港當然不能例外。作為社會公器的傳媒，理應引導市民遵守法治，而不是空喊法治口號，一方面認同法治原則，一遇具體問題就將法治拋諸九霄雲外，更不應當散佈與法治精神背道而馳的言論誤導公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