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12-05] 社論:公安法刑事懲處條文不應廢除

　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經過一個時期圍繞《公安條例》的大辯論之後，越來越多人認同香港是一個地小人多的國際大都會，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城市正常運作，遊行示威和集會事先通知警方制度是必要的，如果沒有警方的協調和安排，連遊行集會人士的交通安全也不能保障，更遑論社會大多數人的正常生活和權益的保障了。

　正因如此，一直主張廢除和修改《公安條例》的組織改變了策略，虛虛實實，轉移視線。他們表面上肯定《公安條例》有必要繼續存在，但是他們改為提出把《公安條例》中的刑事懲處條文刪除，以罰款代替。他們說，持有攻擊性武器的罪名才判刑兩年，和平遊行居然判處五年徒刑，這個刑事懲罰實在太重了，不如改為罰款。這種說法是誤導公眾的。如果刪除了刑事罰則，整個《公安條例》就完全失去了約束作用，任何人只要可以花幾千塊錢就可擾亂社會秩序，破壞公眾社區安寧、製造動亂，整個社會將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個別人攜帶攻擊性武器出席遊行和集會，警方採預防措施搜查，一經發現，罪名成立，判刑兩年，因為此罪尚未造成廣泛影響的社會效果。但是，蓄意不顧有關集會遊行的法律和警方命令的禁止，舉行癱瘓社會、破壞公共秩序的遊行集會，還攜帶攻擊性武器，使全港的繁榮穩定都受破壞，其危害是廣泛而巨大的，社會效果是嚴重的。所以，根據對社會危害程度的大小，而進行量刑，完全必要，也十分合理。

　任何社會都會有常態情況和非常態情況，在常態情況下，未有作出事先通知，或者警務處長已經以合理理由禁止該遊行集會，組織示威者進行上訴之後，警務處長禁令沒有被推翻，一經罪名成立，只是罰款一萬元及監禁十二個月。但是，在社會出現失控的非常態之下，社區公眾安寧已受破壞，社會運作已告癱瘓，警方在現場下令阻止、解散這些集會和遊行，而這些人士又再聚集，繼續參與遊行和集會，使局勢更加惡化，若經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五年；若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五千元及監禁三年。這些罰則，正是針對破壞社會安寧的情況，保證《公安條例》可以有力維護社會繁榮穩定的最關鍵部分，如果把罰則除掉了，《公安條例》便成為一紙空文，無法在社會癱瘓的情況下，對破壞公安分子進行約束了。

　令人奇怪的是，某些法律團體，其成員經常出入法庭處理訴訟，對於近五十年香港出現過的社會癱瘓、社會失控事件並不陌生，他們應該很熟悉《公安條例》在失控狀態下所起的作用。所以，九五年前立法局對《公安條例》作出檢討時，他們從來沒有提出過要取消刑事罰則，是不是認為：在英國人管治時，這些罰則是必須存在的，以確保英國人管治下的太平？到了港人治港時代，這些罰則就可以刪除了，讓特區天下大亂，沒有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和安寧的法律條文？如果是這樣，這些宣稱公平、公正、公義的人士和團體，就是持雙重標準，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完全缺乏責任感。

　任何法律，如果沒有懲罰的條文，執法部門根本就不能執法，也不能對犯罪者起嚇阻的作用，法律將成為任何人都可以嘲弄和踐踏的對象，社會也不可能再正常地運作，法治也就崩潰了。法律團體要求《公安條例》非刑事化，甚至對破壞社會秩序和安定的集會，不設刑事罰則，這其實是自毀法治長城。熟悉案例、熟悉司法制度的人士，如此疏忽其嚴重後果，令人驚異。《公安條例》對於不同情況，有不同處罰條文，這是白紙黑字寫明的，法律團體卻故意略去不提，通通說成是「處罰太重」，也未免是蓄意欺騙公眾，不夠光明正大。

　港人都清楚記得，香港回歸之後，有人在繁盛馬路上燒車胎、燒棺材，有人攔住中環電車路軌靜坐，有人佔據地鐵、火車之月台癱瘓交通，有人衝入外國領事館，有人不顧警方之制止，揮木棍、擲花盆衝擊政府總部，有人在灣仔入境處放火鬧事殺人，有人組織上百輛巴士慢駛癱瘓交通，這種遊行、集會都是破壞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的，幸好很快便被控制。但是若出現了更大規模的、持續的癱瘓城市、傷害人命財產的行為，市民的利益和財產用什麼法例去保障？《公安條例》的刑事罰則通通刪除，只會讓亂港分子氣焰囂張，鼓勵其放膽搗亂。對這個嚴重後果，任何以香港為家的市民，決不會答應。《公安條例》的刑事罰則，正是對企圖破壞公眾安全的分子的鎮妖鏡，有備則無患，無備則有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