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12-09] 社論:公安法不會妨礙遊行自由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今日繼續舉行公聽會，聽取二十三個團體代表及市民對《公安條例》的意見。公聽會的效果是良好的，不同派別的人士都清楚地說出了自己的論點，具體地闡述《公安條例》是否影響公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以及如何照顧和保障社會大眾的利益和安全，在兩者之間作出平衡。真理越辯越明。公眾通過公聽會，也更深入知道法例的細緻條文，不會被一些誤導的言論所愚。

　有人指出，《公安條例》須七天通知才可遊行示威，如果發生了像美國炸中國駐南大使館的突發事件，豈不是市民不能即時舉行示威，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這種說法是不瞭解《公安條例》的彈性條文，具有誤導性。《公安條例》第八（二）款，規定警務處長可接受少於七天更短的通知，只要證明「通知不能提早作出」，警務處長「須接受時間更短的通知」。有突發情況，遊行之前通知，令警方能安排警力即可。回歸以來，有不少遊行的通知都少於七天，證明《公安條例》的通知制度並不妨礙市民及時以遊行表達意見的自由。

　有人又指《公安條例》有五年徒刑的條文，若沒有七天的通知而遊行，就判處五年重刑。這種說法是誇張失實的。第一，《公安條例》已寫明市民有「合理辯解理由」，便免除刑責，無意或不知情參加已被禁止的非法遊行，不會被起訴。第二，判定是否有「合理辯解理由」，權在法院，不是警方，這是雙重保障。所有普通法地區，成文法都列明最高的刑罰，並非任何人觸犯了條文，立即判最高刑罰。特別是大律師，更加明白普通法是依照判例來判案的，案件有輕有重，判刑也有輕有重，過去不同的案例可以作為法院判案之尺度。以誤殺罪為例，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但極少有人判處終身監禁，更多情況是按「誤殺」的無意程度，處以十年至兩年的徒刑。法律懲處條文一定要有彈性，以能涵誘d差萬別的、輕微犯法、惡性犯法和極端危害性的犯法，所以，明文法只列出最高刑罰。如果將普通法這種原則曲解，說成是有選擇性地執法，有選擇性地判刑，會被警察、法官徇私量刑，討好權貴和政治集團，這是對普通法的侮辱。美國、英國刑法都是列明最高刑罰，而未對具體不同的情況分級列明刑罰，難道就會偏私判案，是否就會使法官思想受腐蝕？顯然不會。因為，普通法確保法官獨立地判案，不受任何人干預，任何人也不得干預，干預即屬違法，保證了法官量刑是依判例進行。英國在港管治時，已有釵h判例，這是一個量刑標尺，是否公正判案，可以檢核。

　有人指出西澳洲不需要通知便可以隨意遊行，遊行不受刑事懲處條文管制，香港應學澳洲。但這種說法是片面的、不準確的。同是澳洲，新南威爾士遊行不僅要七天前通知，若少於七天通知，則要經過法庭的野i，任何人明知參加非法集會，即屬犯法，可監禁六個月。為何有這種區別？原因是新南威爾士人口密度比西澳洲多得多。香港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金融城市，示威人士又往往在中環舉行遊行，所以，對遊行以通知制度加以管理，可保障金融中心運作、工商業機構正常營業、市民上下班不受影響。《公安條例》規定，在非常狀態下，警務處長有權指定遊行的路線和時間，有權禁止遊行隊伍進入某個區域，有權禁止攜帶攻擊性武器遊行示威；若遊行示威破壞了社區的安寧和秩序，癱瘓社會，督察以上警官可以阻止和解散遊行。若有人明知是非法集會，又再聚集，破壞公安，當然要有一定的刑事懲罰條文。這些條文，是針對蓄意破壞公安的滋事分子，並非針對和平示威的市民。多數社團指出，這些條文是必需的，可收阻嚇作用。香港只有確保穩定，經濟才可蓬勃發展，這是六百萬人福祉之所繫。保留現行《公安條例》條文大得民心，相反，如廢除《公安條例》，搞亂香港，將大失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