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12-21] 《公安條例》並不嚴苛

符志明

　日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在出席工聯會支持《公安條例》集會時，被一位老工友問及公安法立例以來，當局引用它檢控過多少人？葉太答九二年六月學聯衝擊新華社，法院曾以「參與非法集會」罪名，僅判兩名學生領袖（即現時民主黨的陶君行和前線的蔡耀昌）罰社會服務令。

　顯然，《公安條例》中的刑罰並不嚴苛，勿需修改刑事化的罰則。鐵的事實已戳穿某團體的質疑：有關組織或參與未經批准集會的刑罰有「過重」之嫌。

　按正常眼光看來，犯法者循公訴程序被定罪者可處監禁五年，以及循簡單程序被定罪者可處監禁三年和罰款五千元。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除非構成罪行的行為是同類中最惡劣的，否則法院通常是不會施加最高刑罰的。回歸三年多來，公眾集會遊行至今已有六千多宗，其中不被警方同意的僅有五宗，上訴的僅只有一宗。而沒有事先按規定要求通知警方的少數集會遊行，只要完全沒有惹起事端，參與者所觸犯的罪行也只是同類中最輕微的，他們不可能被判處最高的刑罰。

　既然制定《公安條例》，欲使其中的通知規定發揮一定的效用，就必須有某種形式程序的罰則來支持實施，否則徒有虛名是不能產生阻嚇警戒作用的。

　公安法規定策劃組織公眾集會的人，事先按規定知會警方，是用法律的形式促涉及的人盡其公民的義務。因策劃者擬議中的集會遊行是香港特區基本法和《公安條例》等法律，賦予自己和所發動的參與者等人享有的權利。絕不能只享權利，不盡義務。否則，別人也照辦煮碗，有樣學樣起來，最終也使自己這部分人的權利無法享有，只有人人都從較高的境界認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須受公安法的遊戲規則所規限，絕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或游離於法律之外，否則最終令自己應該享有的權利也無法實現。

　身為立法會議員的民主黨主席李柱銘、黨鞭司徒華，以及專業示威的學聯、四五行動等少數人，他們趾高氣揚地視《公安條例》為無物，是其獨裁狂妄所致。他們只顧自己的權利，以及只想別人對自己所享權利應負其責任；但並不認識尊重別人權利的重要性，光妄然要求別人，而根本罔顧自己的義務，應如何付出去為別人。

　須明白，每一個人所享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是互為因果關係的，相輔相成的。《公安條例》對其違法者所規定的刑事化規則，正是為告誡人們不忘盡義務責任而制定，毋需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