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12-22] 「過於嚴苛論」持雙重標準

黃宜弘

　中國有句成語：「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我認為，現時的《公安條例》，有備則無患，無備則有禍。這個條例符合基本法，符合國際人權公約，多年來行之有效，對維護市民權益、確保經濟持續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社會各界包括香港中華總商會都已就此陳述意見，今天我想著重講三點看法。

　香港被世人公認為「自由度最高」、「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現時的《公安條例》，不但沒有妨礙市民集會遊行的自由，而且同英國本土比較，同英國人管治香港時期比較，可以說是非常寬鬆的。就以倫敦政府在英國本土及北愛爾蘭制訂的有關條例來說，警方執法權之大，限制之嚴格，遠遠超乎香港反《公安條例》人士所能忍受的程度。我們不會忘記，英國人管治香港期間，一九九五年以前的條例，有集會遊行「一定要得到警方的牌照或批准」等規定，還有「緊急條例」（Emergency Powers Ordinance），給予港督和警方極大的特權，當時的政府可以隨時拉人，隨時封報館。這個「緊急條例」直到一九九七年才因為失去時效而不再引用。對比之下，現時《公安條例》的規定，應該說是十分溫和的。

　事實上，回歸三年多以來，警方接獲六千多宗集會遊行通知，一向遵照基本法和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在行使權力時採取客觀、寬鬆的做法，警民之間相安無事，公民權利絲毫無損，有關條例基本上「備而不用」。就算出現警方認為有需要限制的情況，警方必須說明原因；主辦者如有異議，可以向獨立的委員會提出上訴；如果上訴失敗，還可以申請司法覆核，由法庭作出最後的裁決。這些措施，防止警方濫用權力，保證集會遊行自由獲得足夠的公平、公正處理。最近幾個月來，有的人把《公安條例》作為嘲弄和踐踏的對象，令人覺得他們明顯是持雙重標準，對香港安定繁榮、長治久安缺乏應有責任感。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按照某些「示威專業戶」及「造反者」的意願，任由他們在香港心臟地區隨心所欲，一哄而起，「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令市民的工作、生活受到影響，造成交通堵塞，社會失控，法治崩潰，甚至出現動亂，試問投資者怎會有信心在香港投資，香港又怎能繼續成為具有競爭力的國際金融中心及其他中心呢？

　有些人士熟悉司法制度，對近五十年來香港出現過的突發事件十分了解，但是，他們雖然贊成《公安條例》有必要繼續存在，卻反對其中關鍵的部分條款，包括防範性的刑事懲罰條款，顯然是疏忽或扭曲了有關條例的立法原意。我認為，事先通知的機制要發揮效用，就必須有刑事懲罰的條款來支持。如果刪除了最關鍵的刑罰條款，或只是以罰款來代替，《公安條例》就會變成毫無法律約束力和阻嚇作用的一紙空文，無法保證社會經濟活動有序運作和市民日常生活不受困擾。令人奇怪的是，在一九九五年，前立法局對《公安條例》進行檢討時，這些人從未質疑哪個條款「過於嚴苛」，未見他們向港英當局投訴哪個條款「違反人權法」。他們現在要求「全面修改」《公安條例》，刪除有關條款，是否認為在英國人管治時期，有關條款應予保留，以確保英國人的管治暢順；到了港人治港的時代，有關條款就可以刪除，讓特區政府在可能發生的惡性事故中喪失防範的機制？

　我想順便提一下，對這個涉及本港堅持法治與持續發展的焦點問題，個別傳媒、學者不顧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市民的長遠利益，散播無政府主義，醜化特區政府，製造分化對立，縱容破壞社會安寧的非法集會。我認為這種「自毀長城」、「自取其禍」的做法，並非香港之福，亦非傳媒、學者應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