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02-17]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一方水土與一方人的性格乃至才能的關係，歷代典籍屢見記載，例如：「冀州（河北）俗剛強，人重氣俠，愚悍少慮」；「兗州（山東）有周孔遺風，其人好儒學，質直懷義，人性樸厚」；「荊州（湖北）人多奸詐，信巫鬼，重淫祀」；「吳越（江浙）其俗纖嗇，其人機變」……這說明，古人早就注意到，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民情風俗。

　中國文化最早鼎盛於北方，秦晉剛烈，齊魯莊重，幽並遊俠，燕趙悲歌……北方的蒼茫雄渾，鑄造了北人的沉摯大度。宋以前，帝王將相、英雄豪傑多出自北方，而杜詩韓文顏書吳畫亦出在北方，這並非偶然。南方旖旎的水土，則造就了中國文化相對陰柔的景觀，這使南方長期匱乏一代梟雄，南人真正戰勝北人而統一中國的，在近代以前只有明朝的朱元璋。南方「杜若蘭芷、雜花鶯樹、風煙俱靜、森壁爭霞」的環境，在古代倒是養育了不少情感溫和，多愁善感、哀而不壯的文學家和藝術家。

　關於北人與南人的不同性格，魯迅曾說：「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可見，北人、南人各有優缺點。

　但是，所謂北人、南人之性格，並非一成不變。歷史發展到近代，屬於南方而古稱三苗之地的湖南，一時豪傑競起，英雄輩出。德國人希霍芬十九世紀下半葉來華考察，就注意到湘湖文化的獨特性，他指出：「湖南，人民忠實、正直，強烈的自我意識加上粗獷、反抗心，使中國最優秀的軍人大都出於此，而且是政治家的搖籃。」的確，湘湖文化至明末清初，首先有大思想家王夫之脫穎而出，後來又有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等為代表的湖南士人集團。到了十九世紀末，變法志士譚嗣同的「萬物昭新天地曙，要憑南岳一聲雷」，傾吐出湖南志士以天下為己任的豪情壯志。在推翻帝制，肇造民主的偉大變革中，湖南人黃興、宋教仁、蔡鍔、陳天華等皆立下不朽札情C締造新中國的毛澤東，就曾浸潤在薈萃豪傑志士的湘湖文化環境中，他少年時曾反覆吟誦湖南人楊度的《湖南歌》：「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他青年時代寫的以湖南江山為背景的詞，亦如此抒發壯懷：「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近代與湘湖文化近似的是巴蜀文化，巴蜀文化稟賦質樸雄健、務實精進，新中國釵h開國元勳以及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均出自四川。

　古稱吳越之地的江浙地區，近代以來薈萃了釵h氣度恢宏、造詣精深的大學者、大作家和大藝術家，如王國維、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魯迅、郁達夫、徐志摩、矛盾、夏衍、柔石、殷夫、艾青、史量才、李叔同、吳昌碩、潘天壽、豐子愷、馬寅初、夏丏尊、馬一浮、張宗祥、邵飄萍、誑s天、竺可楨、朱生豪……吳越之地自古鍾靈毓秀，風光蘊藉，這的確是一個孕育文人和藝術家的搖籃。當然，江浙並非只產文人和藝術家，也出現過秋瑾那樣的志士和蔣氏父子那樣重要的政治人物。

　近代嶺南文化最早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淫，康有為、孫中山便是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的標誌。在二十世紀初期，廣東一直是革命勢力的源泉和中心，此後，廣東在一個漫長的時期成為一個邊緣化的省份。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經濟北伐」又從廣東興起。然而在經濟的勃興中，嶺南文化漸入「流花流金而難溢墨香」之境。

　與嶺南文化相關的是香港文化，曾有人指香港是「文化沙漠」，無疑過於苛刻，但是香港本身難於孕育土產的文化人才，卻是事實。香港歷史上的文化名人，大都是匆匆過客或移居人士。然而香港卻是極佳的營商之地，港產富豪早已遐邇聞名。余秋雨曾說香港有可能成為中國的文化城市，這只不過意味著香港有吸引文化人的物質條件和環境。余秋雨如果出生在香港，就寫不出那一手不錯的散文。　　　　　區漢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