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0-05] 「一國兩制」中交流協作的新天地
■黃枝連 博士
香港產業重建的可能性
近來，有一種新的社會現象；即，從政府官員和民間團體及社會人士莫不對於香港經濟轉型和產業重建，給予很大的關注；並且提出了許多建議和構想。
當然，更難能可貴的是，中央領導人對於香港的奮鬥，也感同身受和準備伸予援手。比如說，九月二十九日，錢其琛副總理在接見香港各界人士的國慶觀禮團時，談及香港目前遭遇到經濟的危機，其嚴重性，可能比一九九七年下半年的金融風暴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危機的解除，需要種種努力，而其過程也可能是很曲折的。翌日，朱鎔基總理在國慶招待晚會上，也重申，中央政府對於香港未來幾年的經濟重建，將給予實質性的支援，使香港得以早日再造輝煌。
這次，在朱總理和錢副總理的談話之後，沒有見到某些傳媒和人士馬上出來指控北京「干涉香港內政」；其實，這些「熱愛香港」的人士，如果，能那麼「獨立自主」地找到建立香港新生代產業體系的辦法，沒有人會反對他們以「衛道之士」自居；只是他們所主張的「閉門造車」，割河為治，是於事無濟的。
這反映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和發展動向：香港的發展大計「A」必須同中國內地的發展大計「B」進行交流協作，並從中取利；不能視而不見。至於「A」，「B」兩者之間有矛盾，不足為怪；但，它們不會是敵對性——對抗性的矛盾。
其實，在「一國兩制」大框架下，特區和中央，中央和特區，特區和內地省市，以及特區和台（灣）澳（門）等等層面的關係，對大家來說，都是一項新的挑戰；需要他們在理論與實踐上，各別地——雙邊地——多邊地做出突破性的探索的。簡單地以「干涉內政」論來對待錯綜複雜而且是變動不居的事務，無濟於事。
港粵兩地在大型基建上的協調
對中國經濟素有研究的嶺南大學講座教授郭益耀，九月二十四日在本版發表《粵港基建協調不違「一國兩制」》一文中指出，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在海港和空港的重複建設上，已經使到有關方面未得其利反遭其害；因此，他建議，今後，兩地應「將大型基建列入協調範圍」；而經過反覆思考後，他得到的結論是很清楚的；這樣做，也不見得是違背「一國兩制」呢。
郭教授的見解顯然是實事求是和言之成理的——見之於，九月底，香港特區政務司曾蔭權在廣州拜訪盧瑞華省長和林樹森市長以及深圳王幼軍市長時，主動提出，今後，香港要主動地同他們就大型基建做深入的交流，共同研究；使到兩地的建設是在珠三角的大框架下來開展；而免去惡性競爭和資源浪費的問題。他說，這是有利於香港發展為華南地區主要物流中心的一個重要步驟；而作為一個充滿動力的地方，香港可以成為珠三角工業心臟地帶；香港可以為珠三角這個新的「世界工廠」，「生產據點」提供必要的服務的。
與此同時，廣州暨南大學港澳與經濟特區研究所長封小雲，九月底，在民建聯主辦的《粵港全面合作：理論與實踐》研討會上，也認為，港粵兩地「前店後廠」關係已經逾時；資金、科技、人才、經營、網絡雖仍有一定優勢，但其優勢正不斷地為本土企業所迎頭趕上的香港中小企業，如果不及早轉型，它們在珠三角將會失去立足之地。因此，香港人先要回到香港本土，利用他們在金融行業和服務行業的優勢，重新出發；現在，是到珠三角的城市地帶，「發展出一個地區的營運中心和物流中心，形成向內地市場擴張的內向性循環系統」。
當然，這種「跨越邊境——跨越產業——跨越文化發展協作系統」的開發和開展，有一個大前提；那便是，香港、廣東、中央等三個層面的有關當局，都要從「一國兩制」出發，讓港人和內地人士及國際人士可以靈活地進行合作；使到以港人為主的物流中心和營運中心，得以大展鴻圖。
在「一國兩制」中建立香港和內地經濟合作的新關係
近年來，在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和香港中國評論社共同舉辦的《七洲洋上•思想者論壇》上，我們曾多次討論「九七」後香港新生代產業體系建立的理論與實踐的問題；耐人尋味的是，不少香港專家學者從另一個角度再三指出，「一國兩制」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發展大計，可能是一個制約性的因素。這可見之於，內地的資金、技術、人才、設備等等可以自由地流入深圳，使它的高新科技及相關產業，在三幾年後便形成系統，而香港依然是一無所有。
現在，封小雲也指出，把「一國兩制」局限於政治體制和政治關係，而淡化經濟意義上的邊界，是香港降低交易成本，消除制度性障礙的主要方面；因為，在經濟全球化與經濟一體化成為世界性潮流的今天，政治——國家在經濟管理方面的範圍並不是絕對——可是，這裏，我們卻要求中央根據「一國兩制」，給予香港特區人士，企業、團體及利益集團，在內地有更多樣化的發展機會；而香港市民，也以「一國兩制」為依據，要求中央在紓解經濟困難中，給予更多的方便與協助呢。
（「再造一個香港」系列之三；十月二日脫稿）（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顧問教授，香港天行健發展諮詢董事主席，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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