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1-30] 化解重重矛盾　處理棘手問題

■何　杰

　現在香港經濟處於困境，雖然有優勢和機遇，但也有不少困難和挑戰。香港在矛盾交織中過日子，但也在不斷克服矛盾中前進。香港有殖民時代的諸多積弊，以及九七後新形勢下的種種挑戰。香港獨特的地理環境和中國入世等有利條件，將為香港提供大好的發展空間。

　首先，特首擔負領導香港的歷史性過渡，並順利實現「一國兩制」的歷史使命，功不可沒。不過，他缺乏充分的政治經驗，在施政中又到處受到掣肘，而如何有效領導公務員隊伍，迎合新時代的需求，是其中一個重要環節。政壇老將鍾士元在《香港回歸歷程》一書中，所稱政務司理應削權這一意見，充分說明了特首施政中的難點。這種政府領導層之間的矛盾，以最高領導人本身的缺點難免不影響到全局。

　特首無私心，站穩立場，為社會為市民全力以赴。他的主要缺陷在於不時從主觀願望出發，制訂政策，以及在形勢判斷和知人善用上，有不足之處。有人批評他政策不穩定，進退失據，這大致與此有關。香港是國際商業大都會，倚重商界和巨賈；同時他缺乏治港班底，因而著重於舊官僚和小圈子人選，這是可以理解的，現實形勢所使然。

　特首早已認識到香港的政治、經濟結構有改革的必要，也已開始逐步實施，但有阻力，這是意料中事。他如果競選連任，獲成功當選，應下定決心，實行有突破性的改革，可以相信香港將耳目一新，在中國和國際上有更大貢獻。

　其次，香港政府領導層高官在其成長過程中，所受的教育和社會背景，以及在溫室中的施政經歷，與現在身居決策和領導實施政策的高位，這之間是有矛盾的。他們進取意志和認識不足，抱殘守缺；從未公開承認錯誤，缺乏勇於負責的態度；更自視不凡，習於官僚文化和享用特權；更而決策能力薄，以致牽涉到施政大局。這是有效施政的負面因素。

　香港過去放棄製造業，轉型為不折不扣的服務型經濟，現在又向知識型經濟轉變。製造業式微，可以增加就業機會如穿膠花、車製衣部件等家庭工業消失了。服務型經濟獨霸一方，致使樓市、股市成為經濟的支柱，金融銀行業成為核心。財經領導層高官一向信奉自由經濟，但卻忽視了九七前樓市異乎尋常地狂升，市場上無形之手隨時會有調節之勢；樓市掉頭急劇下挫，這是正常的市場規律。筆者在九七前曾撰文指出樓市將出現難以收拾的殘局。

　九七後，金融風暴爆發，樓市也借勢調整，而樓市供應過多已日益明顯，但財經領導層高官卻屢次發出樂觀的訊息，聲稱金融風暴當年聖誕節後經濟可以復甦，也有政府權威人士數度鼓勵市民入市置業。結果不少市民在誤導下迷失方向，仍相繼入市，九八年竟出現住宅樓宇銷售的高峰，難道不正確的訊息，對負資產的出現不要負上責任嗎？

　及後GDP回升，且續有增長，政府領導層就此數度稱已強勁復甦、全面復甦，並快將惠及社會各階層，結果適得其反。同時去年也有高官稱失業率將於一年多的時間內，下降到百分之三，但現在卻是百分之五點七，的確是大笑話。

　再其次，經濟向知識型轉變是難以逆轉的，也普遍認識到這是一個艱巨的過程，並需要較長的時間。香港在科技研究和開發上根底淺，同時除卻在金融和傳訊界有較多專才之外，一般而言，專才不足；經濟結構不合理也甚為明顯。香港從中小學到高等教育的狀況和水平，每況愈下，百孔千瘡（梁錦松語）。以這樣的基礎，向知識型經濟轉變，談何容易。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統計，在世界四十七個國家和地區中調查的結果，香港名列四十，倒數第八，政府在研究與開發中的支出，僅佔GDP的百分之零點二五，私人企業的開支更少得可憐，遠落後於台灣、新加坡、印度和中國內地。最近在科技研究基金中也只撥出五億多元，以供專項使用。雖然在高等院校的撥款中，有部分用於科技研究和發展上，但整體仍落後於實際的需要。可見今後非急起直追不可。最後，殖民地時代所培植起來的有香港特色的民主派怪胎，處處抗拒北京，反董反特區政府；有不少打著民主自由招牌的傳媒也為之助陣，這是有效施政的社會阻力。政府與對立力量，甚至是敵對勢力之間的矛盾不容忽視，這是有效施政的重大阻力。不過，對立力量的存在是正常的，這有助於政府不斷改進工作；不過，現時勢力則有破壞力。

　香港大多數市民已在實際生活中體會到中央政府一向對香港的關懷和支持，尤其是當前的困難時期。強大祖國的支持是香港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而政府領導層和官員也已真正認識到與中國內地緊密合作的必要性，並付諸實行，同時也在實際工作中汲取了寶貴的經驗。只要政府和市民同心協力，香港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