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2-26] 應加強對法定公營機構的監管
楊耀忠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香港經濟不景，不少公司紛紛裁員、減薪，實行瘦身行動，連一向慢三拍的政府部門，亦要積極進行資源增值，節省成本。然而，一些公營機構或法定機構的高級行政人員卻一枝獨秀，依然得享高薪厚祿，完全同市場脫節，同現實脫節。政府資料顯示，本港五大公營機構的九十一名高層職員，過去一年薪酬開支高達三億元，平均每人年薪三百二十三萬元。而九鐵高層的總薪酬開支，過去五年內更大增七成，為各機構之冠，由只有五名高層職員，增至去年的十名，增幅一倍，平均每人年薪高達三百四十萬元。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先生年薪九百多萬港元，為各機構之最，更遠超美國聯儲局局長格林斯潘的年薪一百多萬港元，但任總的職責和影響顯然遠遜於格老。到底任總的薪酬是如何釐定的？一般解釋是按他管理的外匯基金資產來釐定。但能否將他看成一個基金經理或私人金融機構的行政總裁呢？基金經理的薪酬是同業績直接掛鉤的，業績不好，就要炒魷。任總有沒有這種被炒的風險呢？事實上，法定公營機構高級行政人員薪酬過高，早已為市民所詬病。過去經濟好景，市民尚可接受，不予計較，但如今經濟衰退，市民自然不能容忍任何浪費公帑的現象繼續存在和發生。政府有必要對這些法定公營機構現行調整高級行政人員薪酬及附帶福利的機制進行檢討。
有論者要求法定公營機構參考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筆者認為並不恰當。因為公務員薪酬機制滯後於市場的反應，缺乏彈性，並不適用於如九鐵、機場管理局、金融管理局等法定公營機構，這些機構本來是按私人市場的商業原則來運作，其薪酬調整機制自然要按私人市場的原則來進行。但現在的問題是，私人市場加薪，它照加；私人市場減薪，它不減，話跟公務員。鍾意跟私時就跟私，鍾意跟公時就跟公，左右逢源，好處攞晒。因此，我們認為參照私人市場訂定薪酬不是主要問題，關鍵是他們是否「物有所值」，是否有一套完善、有效的機制。只要訂定清晰、明確、具透明度並為公眾接受的薪酬及附帶福利調整機制，公營機構按商業原則來運作並沒有問題。
政府往往委派有關政策局局長出任法定公營機構董事局的成員，代表政府對該等機構管理層進行監察。但過往立法會在討論到有關問題時，政府官員往往一問三不知，而且在董事局會議的出席率不高，沒有履行到職責；有時則十問一不答，話不能代表董事局發表意見，或者這是董事局的意見，以集體負責制作為擋箭牌，集體負責變成了集體不負責，政府的角色去了哪裏呢？有的法定機構如九鐵，董事局主席和行政總裁曾經集於一人身上，自把自為，將九鐵變成一個「獨立王國」、一個「退休高官俱樂部」，自己給自己定人工、加人工。面對奢華揮霍浪費的批評，楊啟彥還說：「節流唔係咁濕碎節流，要講大量節流。」強積金投資虧損七千八百萬元，強積金管理局仍大派花紅，涉及公帑逾千萬元，實在是匪夷所思。這在在暴露了公營機構「冇王管」的問題。從政府急於將九鐵董事局主席和行政總裁一職分開，可見政府對法定公營機構的監管是不足夠的，有時甚至是失控的。現時立法會很難知悉這些法定公營機構發生什麼事情，公眾亦無從監察。因為政府官員不願意交代該等機構的情況。所以，現在不是檢討其成效的問題，而是要明確規定獲委派出任該等機構董事局成員的決策局局長必須有效地履行監察職能，並向立法會交代。
除了有關決策局局長要向立法會交代情況之外，民建聯認為政府亦應明確規定公營機構和法定機構的主席及行政總裁有責任，在立法會轄下的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有要求時，出席有關會議，回答議員的問題，正如市區重建局例條規定的那樣。加強對公營機構和法定機構的監察，極之重要，因為該等機構都是使用公帑，受政府政策保護和優惠，不同於私人機構。接受公眾監察，向公眾問責，是必要和合理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