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12-31] 全球在十字路口旋轉

——二○○一年國際形勢

■王在邦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

　冷戰結束後，國際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美挾超強實力地位，以領導世界為名，謀求再現美國世紀。包括利用全球市場化浪潮，按自身模式推進經濟全球化；強化冷戰同盟體系，追求自身絕對安全；大搞人權外交，竭力將美式文化價值觀強加於世。其後果前些年已不同程度地有所顯露，今年尤其明顯。

矛盾激化　動蕩加劇

　一是單極與多極的矛盾愈益公開化。布什上台後，美優越感膨脹，不滿足其現有國際地位，力求依其超強實力地位，打破現有國際條約體系中某些對美不利的部分，因而目空一切，我行我素，單邊主義橫行。包括執意發展反導系統，單方面拒絕京都議定書，單方面挑起美俄間諜糾紛，在處理中美撞機事件中蠻橫無理。所有這些，導致美與其他大國包括其盟國的關係一度相當緊張。

　二是現存國際體制與全球化進程不相適應性更加突出。熱那亞八國首腦會議期間，反全球化抗議運動發展到十萬多人。一九九九年西雅圖世貿組織部長會議期間，抗議者不足萬人。短短兩年時間，反全球化隊伍便發展到如此規模，且矛頭所向，直趨西方主要大國首腦。這表明，西方尤其美國一味利用全球化進程推進自身利益，導致貧富差距拉大到幾近失控的程度。

　三是南北矛盾尤其是美國與伊斯蘭各國的矛盾趨於激化。作為國際極端恐怖主義惡性發展的最新表現，「九•一一」事件雖然由少數伊斯蘭極端恐怖勢力所為，但其背景卻異常複雜。從目前情況看，國際輿論多數認為，它部分源於冷戰後美在伊斯蘭世界尤其中東地區長期推行袒以政策，部分源於西方尤其是美國推行強權政治，借助全球化進程，竭力將其文化價值觀強加於人，使伊斯蘭世界不少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長期處於落後狀態，生存和發展的危機感加深。

　總之，大動蕩實質是矛盾大暴露，是冷戰後國際政治合乎邏輯的繼續和發展。

多極化進程峰迴路轉

　「九•一一」事件中，國際恐怖分子以極低代價造成美國重大人員和物質損失，其後果甚至超過日本偷襲珍珠港。這一事件首先深刻暴露出美國的脆弱性，說明美雖為超級大國，也並非無懈可擊，更非無所不能。這對美戰略心理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迫使布什政府迅速調整其安全觀和安全戰略。冷戰後十年，美戰略智庫和決策集團滿足和陶醉於其超強實力地位，受冷戰思維定勢所困，其安全戰略的重點始終是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和地區性大國挑戰，繼續大力推行兩洋戰略，醉心於發展國家導彈防禦系統，謀求絕對安全。恐怖主義雖也榜上有名，卻從未被視為主要威脅。「九•一一」事件後，五角大樓新版《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明確認定恐怖主義是其國家安全的首要和最嚴重威脅，強調安全戰略須以反恐怖防務為重點，運用軍事、經濟、政治和外交等手段從事反恐戰爭，重點防禦其對美本土的襲擊，並據此重新分配戰略資源。這一事件也驚醒和教育了美國以外其他國家，促使它們重新審視安全威脅和安全戰略的輕重緩急。

　國際恐怖主義成為當今世界公害，各國據以不同程度地反思安全戰略與對外政策，均為國際關係的廣泛調整奠定了基礎。美為降低反恐成本與風險，不得不收斂單邊主義，注重外交溝通與協調，以借重他國力量與影響。其他國家或出於反恐這一共同利益要求，或出於維護共同文化價值觀，或出於改善對美關係，不同程度地對美反恐戰爭提供聲援和支持，國際關係出現若干局部重組，主要大國關係出現新的良性互動。

　但是，美主導形成國際反恐大聯盟，並不意味著美單極世界業已確立。相反，它實際上已為多極化進程注入新動力。首先，反恐聯盟的邏輯前提是美有求於人並放棄單邊主義，而不是相反。其次，日本和歐盟各大國明搭反恐車、暗行自家路，不同程度地擴大了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日本趁機通過《反恐怖政策特別措施法》、《自衛隊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實現政治上自我解禁，向「普通國家」邁出一大步。歐盟借助反恐，制定並通過「統一逮捕令」，在內政與司法一體化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建立獨立防務的步伐有所加快。法國防部長公開聲稱，歐盟雖沒有成為主要超級大國，但卻已是世界平衡的第一因素。施羅德公開宣布「德國的戰後時代已經結束」。德派兵參與打擊塔利班，實現戰後國防軍首次派出海外，表明它「已經放棄在歐盟的舒適地位並表現出新的世界政治雄心」，試圖充當「全球玩家」。再次，俄、法、英、德等國積極參與反恐，也有對美反恐戰爭實施牽制、防止其喪失理性的考慮。最後，聯合國作用得到各方普遍重視。安南榮獲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從另一側面反映出國際社會對聯合國的殷切期待。這與科索沃戰爭期間聯合國受冷落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難怪「九•一一」後有日本媒體認為，「這是美單極支配體制崩潰的徵兆」。

防止美單邊主義重新抬頭

　總之，國際恐怖主義成為當今世界首要安全威脅，推動大國關係進行廣泛而深刻調整，單極與多極的矛盾至少暫時得到部分緩和。正因為此，國際上的不少有識之士認為世界正在走向新的諒解，主張以反恐為契機，消除冷戰後遺症，建立一個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使國際反恐聯盟「成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開端」，防止其曇花一現。

　不幸，目前情況並不特別令人樂觀。有跡象表明，多數國家對美反恐戰爭給予不同程度支持，正在產生各方始料不及的「綏靖」作用，助長美單邊主義重新抬頭。阿拉法特在一度被美國和以色列宣布為恐怖分子時曾經憤怒地呼喊，「主呀，誰來管管這些美國人！」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對於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安全與進步是福還是禍，恐怕只有歷史才能給出答案。

　美倉促反恐，戰略反思和政策調整程度有限，因而反恐勢必難脫其傳統權力政治和冷戰後單極世界戰略的窠臼。美在缺乏充足證據卻立刻鎖定本•拉登為「九•一一」主謀，並對阿富汗塔利班實施軍事打擊，其實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借機實現其素有所謀而通常條件下難以成就的地緣戰略目標。美以反恐畫線，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動輒施以高壓，有借反恐干涉他國內政之嫌。五角大樓新版《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將美軍不能進入的情況和地區增列為美面臨的威脅，表明美決心進一步打破主權界限，加緊推行反恐新干涉主義。這兩種情況表明，通過反恐建立一個更加反映當今世界相互依存現實、更加公正、合理與安全的國際新秩序，有待於各方更深刻的觀念反思與更大幅度的政策調整。

世界經濟醞釀調整

　凡事都有兩方面，危機同樣意味著轉機。從某種意義上講，全球經濟衰退是國際經濟關係調整和產業結構重組的「助產婆」。為擺脫衰退，各國將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那些在衰退大背景下能夠設法保持較高增長的國家，其經濟規模在全球經濟中所佔的份額以及對國際經濟事務的影響力勢必不同程度地有所增大。因此次衰退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多少表現為新經濟初期高技術泡沫破裂，難免導致這類產業加速向其他地區轉移。有些國家如能抓住機遇，選準方向，趁機進行技術改造和產業升級，將有可能在復甦後的新一輪繁榮中搶佔先機，處於較前有利的競爭地位。

　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開始經歷重大歷史性轉變，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呈進一步增強的趨勢。

　今年五月「上海五國」框架正式發展為「上海合作組織」，中國在國際安全合作方面邁出新步伐，申奧成功被世界公認為國際影響明顯擴大。

　（原載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的《瞭望》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