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10-04] 副刊釆風．百家廊：賈植芳先生

符傑祥

　熟悉賈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喜交朋友的豪興晚年未減，「府上」的大門一直向人敞開著。但我去先生那裡的次數並不多。這倒沒有什麼殊奇的原因，一則是我個人的不喜交遊，一則是擔心攪擾先生的清養。然而，這一切並不妨礙我內心深處對先生的尊敬和理解。將人生最寶貴的青春歲月幾乎全部「奉獻」在牢獄中的賈先生，在那個恥辱的時代，以自己做人的良知承擔了恥辱與災難；也因為這種與時代一同受難的選擇與良知，他屢屢自豪地說，「我把『人』字還算寫得端正」。

　我與先生是同鄉，都是晉南人。晉南與陝西相隔一道黃河，地處東岸，所以古稱河東。大概因為過去相對富庶，文化發達，所以地方上出了不少人物，遠如古時的柳宗元、王維、司馬光、關雲長，近如李健吾、傅作義，很讓少年時的我沒來由地「風光」過幾次。像魯迅當年苦心搜集《會稽郡故書雜集》一樣，對鄉賢的敬仰與故土的熱愛融於血液中，也許是很難分開的。因此，當我第一次拜訪先生時，聽到先生用濃濃的鄉音開著玩笑說，「山西人在上海的不多，見個山西人，比見洋鬼子還難」，滿懷的敬仰與肅穆頓時化成了一種如入鄉里的親切，感情上也一下子與先生貼近了起來。

　賈先生如今已是望九高齡，但除了聽力下降，身體與精神都出奇地好。我曾開玩笑地向他請教長壽秘訣，先生放高聲音說，「沒有功利心！」語氣頗為自豪。因為每天堅持讀書閱報，先生的信息極為靈通，思想也甚為開放。再加上生性幽默，愛開玩笑，所以常常說出一些讓人意想不到的話來。一次，正與先生談話，我們中文系裡的一位老師來訪，先生忽然伸出一根手指訓道，「看看你教出來的好學生！」當我們相對愕然時，先生卻得意地大笑起來。原來，先生開玩笑的「好學生」是指從復旦大學校園出來的「美女作家」衛慧，這位號稱用「身體寫作」的「新新人類」，其時正因一部《上海寶貝》走紅。誰也沒想到，這樣前衛的東西也會驚動先生。

　是的，先生總是給人一種樂觀、愉快的印象。你很難想像，就是這樣一位善良、豪爽的老人，在各個時代的牢獄中，度過了他人生中的大半個歲月，蒙受了你盡可能想像到的各種凌辱與磨難。一九三五年，因為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時年不過十八歲的賈先生第一次嘗到了鐵窗的滋味。他大概不會想到，當他隨後被伯父用一千塊大洋和五十襾鴉片保釋，並送往日本避禍兼留學時，他多災多難的人生才剛剛開了個頭。為了思想的自由、獨立和知識分子的良知，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抗戰爆發後，先生旋即回國，參加了抗日前線部隊，但在抗戰勝利前夕，又被日偽徐州警察局特高科逮捕。日軍投降後，他輾轉來到上海，主編《時事新報》副刊，誰知因文賈禍，再遭囚禁。也許讓他更想不到的是，當他這位被「解放」的「進步人士」在滿懷著喜悅擁抱理想的春天時，卻遇到自己人生中最為寒冷、也最為漫長的冬季：從一九五五年的胡風事件，到一九八○年的一紙平反書，整整煎熬了二十五年。

　我從未問過先生在那些黑暗日子裡的事情。讓一位老人回頭舔內心無法癒合的傷痕，是一件殘酷的事情。雖然我知道，這些傷痕像霍桑小說中那個紅色的A字一樣，已經從恥辱的象徵，成為良心的見證與光榮的徽記。

　有一次，先生告訴我一個昨夜的夢，一個新做的「抄家」的悲涼舊夢。我這才感覺到，先生談笑風生的後面，其實積壓著深切的憂憤。先生樂觀，並不達觀。他可以書寫「脫胎未換骨」的錚錚豪氣，卻無法輕易忘懷那場鬼魂一樣的惡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