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6-02] 不同政府處理危機的差別
劉銳紹
對於此次非典型肺炎，兩岸四地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大家都沒有經歷過，大家都不知道如何處理。當然，由於平時面對危機的程度和機會不同，不同政府處理危機的能力就有了差別。
香港官員對危機的反應相對緩慢
SARS病毒在香港出現不久，就有醫務界人士比如香港中文大學的鍾尚志，向香港醫管局的官員提出，這種病毒是否有可能擴散到社區。威爾斯親王醫院有不少醫務人員感染非典型肺炎，他們自動與家人隔離。但是，這畢竟不是一個行政性的隔離措施。
後來鍾尚志第二次提出來，說他覺得病毒已經向社區擴散了，但是香港政府當時的反應是審慎。到了現在，政府官員終於覺得自己是相對緩慢了。
當然，過去香港沒有遇到這種危機，所以危機感不僅在衛生部門，就是在整個香港政府也是不足的，因此需要事後慢慢補充。
港府內部的跨部門協調不足
以往香港政府關注的大問題就是政治和經濟，可以按部就班，但是此次面對危機需要馬上進行協調與合作，協調能力問題就暴露出來了。
雖然很多事情外界難以了解和掌握，但是逐步透露出來的數字和狀況，說明香港的醫管局、衛生署未能充分發揮協調的作用。雖然大家希望在各自的崗位做得更好，但是相互之間缺乏協調。比如醫院以往的分工，尤其是發生傳染病的時候，如何進一步明確分工，就是將病人集中在某些醫院集中治療。其實較早的時候，已經有醫務人員提出這個建議，但是沒有實施。
香港就是這樣的，可以有很多人提出不同的意見，但是這些意見如何影響到政府，就很難說了。就是說，香港沒有一個很容易見到成效的諮詢機制。很多人可以在不同的媒體發表高論，但是要形成政府的政策，是非常困難的。
我認為，香港政府在前期的反應相對比較慢，但是整體的動員，後期的社會發動，全社會的投入等等，還是可以的。當然，香港需要總結經驗。
我覺得，內地面對SARS最初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傳統思維的反映。就是擔心引起過大的恐慌，所以用行政手段將事件淡化。
內地在處理非典型肺炎方面，當然有著機制上的問題，大家也都是逐漸認識到這種疫症的嚴重性。應該說，內地政府在最初階段是慢了。
內地顯示了極強的動員能力
但是在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之後，動員能力是非常大的，動作相當快。八天之內建成一間小湯山醫院，這個速度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這表現了中國從中央到地方的協調能力，也是中國的特點。
同時，在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之後，中央馬上撤換了兩位京官。這不僅對內顯示中央的決心，對外也表明了「動真格」的態度。其實，這也是中國新的領導層，建立威信的好機會。我們在事後接觸過一些內地官員，感覺中央撤換兩位正部級官員對地方官員的震動很大，肯定提高了他們的警惕。
總之，當內地正視、重視非典型肺炎之後，我相信未來的工作會比以前更有效率。
台灣表現過敏且注重政治姿態
對於台灣的反應，我覺得是可以理解，但是十分過敏，尤其是在政治姿態方面。
比如很多地方發生非典型肺炎之後，都是採取隔離措施，比如內地也有地方隔離香港人，或者勸喻香港人暫時不要到那裏旅行，台灣當然也是可以這麼做。不過，台灣在處理非典型肺炎問題的時候，不是集中精力在處理疫症上，而是擺出一些政治姿態。比如在事件還沒有影響到台灣的時候，就馬上宣布暫時停止「小三通」。其實，暫停「小三通」是不是真的可以防止非典型肺炎呢？台商返回台灣，經過那裏的人很少嘛，多數是經香港、澳門返回的嘛。如果說要防疫，不應該從「小三通」那裏開始呀？
再有，當台灣和平醫院出了問題的時候，雖然處理問題很「急」，但是不是很有章法呢？我們打電話過去，他們在裏面的人說：「我們幾百個人被隔離在這裏，我們都不知道誰是非典型肺炎病人」。沒有相關安排，為這些被隔離的人進行測試，只是把他們關在一起。而按照香港的做法和一些先進國家的做法，都是先測試哪些人有病；有病的住一個樓層，沒有病的另住一個樓層，中間要以一個樓層隔開。
為甚麼台灣醫院被隔離的人群會有人自殺？如果處理得更加成熟的話，就不會產生這麼多的恐慌。應該說，台灣採取的防範措施，似乎是考慮了某一點，但是缺乏全面的考慮。
我認為，如果過分敏感或者過分從政治考慮，是大可不必的。我也與台灣的「立法委員」接觸過，他們認為現在政府處理非典型肺炎的方法，其實有一部分是要「給台灣人看」的；防不防得到是另一回事，但是要做給台灣人看，是有些隔離香港和大陸的界限在那裏的。 （二之一，原載《中國評論》2003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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