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6-18] 副刊釆風．百家廊：欣聞重修清史

放大圖片

康熙朝服像（北京故宮博物館）

曾敏之

　從北京傳來訊息：中央已確定重修清史，成立了編纂委員會，以史學家戴逸主其事，有似司馬光之主持《資治通鑒》的編纂工作。

　為甚麼要重修清史？根據已有關於記載清史的著作，曾有《清史稿》、《清史列傳》、《東華錄》等問世。因為中國的歷史傳統早有「易代修史、資政育民」的古訓，凡改朝換代之後，新的統治政權就會著手於修史的工程，特別是以「盛世修史」成為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

　對清代史的修纂，是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封建皇朝，由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創建中華民國之後著手進行的。對最後一個封建皇朝的歷史，應適時地總結，以吸取經驗教訓作為治國的借鑑。古人曾強調「經以載道，史以記事」。事的得失成敗，見於歷史記載，就有助於研究了解，否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引自王磐《通鑒》序）是不利於治道的。

　從《清史稿》著述看，向來受史學界的批評。當民國肇建，國事紛亂，陷於軍閥混戰的年代。一九一四年設所謂「清史館」是參考沿明、清體例而設的。當時籌劃修纂清史時，擔任編纂工作的有不少是清朝遺老，他們像王國維一樣，懷有效忠、眷戀於滿清皇朝的孤臣孽子的思想感情，對修清史就難免有陳腐的觀點，對史實、人物也懷有偏見。例如編寫辛亥革命這件大事，不提革命黨人策劃的革命行動，卻以「革命黨謀亂於武昌」：當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卻不提孫中山之名……。錯謬之處太多了，根據台灣出版的《清史稿校注》，列舉《清史稿》的錯誤達數萬條！

　這樣的《清史稿》，怎能不重修？

　再從現代歷史發展考察，我們知道近三百年來西方以科學技術促進生產力而形成的強國國力，對古老的中國侵略、衝擊可說史無前例，可是滿清統治者卻沉醉於康乾盛世，閉目塞聰、夜郎自大、抗拒科技，雖有李鴻章、張之洞一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點綴設施，但落後已成頹敗之勢了，這是近百年的沉痛教訓，清史怎能不加詳述？

　修史，歷代都是作為重大措施受到重視的。朱元璋攻下大都（元稱北京為大都），就下令修纂《元史》；順治初年滿清進入北京不久，就下令修纂《明史》，到康熙年間正式啟動，歷時九十年才算修完。民國修纂清史由一九一四年開始，到一九二八年才完成《清史稿》。

　對於歷史，在中國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也是代代見於「紀年書事」的。泰始皇焚書，原因之一是「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所以「燔天下書」。秦滅六國，國滅史亡，到了漢代，獨有《秦記》可考，司馬遷遂致力於《史記》著述。他「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嵇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對歷史的存亡絕續以《史記》作了偉大的貢獻。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一書中讚美司馬遷的《史記》「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

　對於修纂史書，唐代的史學家劉知幾總結經驗，認為修史的史學家應具備德、才、識三項標準，德指政治道德與德行，才指學養、才華，識指膽識。有了這三項標準從事著述，才不徇私、不歪曲、不避諱、不畏強權，能秉筆直書，辭能盡意……。如按劉知幾的標準以審視《清史稿》，除了在文獻資料的蒐集、行文簡練、概括方面差強人意之外，其它就不足道、謬誤受譏責了。

　值得注意的是近五十年來史學界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對歷史的真實，人物的評價有過偏激、錯誤的刪訂、纂改。我認識一位歷史學家，他原著的《中國哲學史》是堅持尊孔崇儒的，當十年「文革」中有崇法批儒的活動，他就修改了他的著作，變成批儒批孔，以迎合政治的需要。後來懊悔不及，鬱鬱抱愧告終了。

　如今修纂《清史稿》，有中央正確的領導，有真知灼見正直飽學的專家學者參加，我們可期待三千萬字清史重修的卓越工程早日完成。

　正是：倜儻指揮天下事

　　　　才華驅使古今書

　　　　　—清趙賓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