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9-29] 文匯論壇．提高政府管治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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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謙：提高政府管治權威，才能做到有效施政。 (資料圖片)

葉國謙　民主建港聯盟副主席

　提高政府以及行政長官的管治權威和能力，是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重要保證。要有效施政，涉及的問題非常多、非常廣，本文會就政治體制、政策制定、團隊精神和高度自治等四個問題展開討論。

　（一）政治體制

　特首董建華執政六年，現在是第二任。他原來是位企業家，不是政治家，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要馬上領導政府這個團隊，並不容易，更不要說香港是個特區，有不少問題是歷史原因造成的，有些與國際形勢有關；香港是自由港，與外部聯繫密切，情況複雜；港英政府留下的三高：高工資、高福利、高樓價；過去殖民總督集大權於一身，最後搞權力「大放盤」；更遇上天災人禍，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經濟泡沫的爆破，「沙士」病毒的肆虐，令廣大市民吃盡苦頭，香港市民應該認識這些客觀原因。但不能說特首董建華不需負責，可以肯定董特首在領導政府管治過程有失誤。目前特首及政府的管治權威不高，很多施政措施都遭到挑戰，原因包括：特首未能處理好社會對政制發展存有不同意見所引發的矛盾和分化；在香港現時經濟大幅下滑，失業率高企，樓市大跌，民怨高漲的情況下，特首管治威信又何高之理；基本法已給予港人在97後10年的政制發展日程，04年起，達至立法會議席一半由地區選舉產生。政府在04年後的施政能否得到第三屆立法會穩定多數的支持，產生了極大的變數，特首和政府的管治權威必進一步受到考驗。

　故此，如何根據基本法第45條和65條的規定，按照香港實際情況，以循序漸進的原則，確立第二個10年、第三個10年的民主步伐，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和最終達至普選全部立法會議員，這不單是香港政治制度的重大改變，也直接關係到特首和特區政府管治的能力，影響深遠。香港社會必須就此進行廣泛、深入的討論和諮詢，在取得大多數市民的共識下，方可訂定出香港政制發展的步伐。

　順帶一提，何時適宜進行全面的政制檢討，政治環境的穩定，是討論政制發展的先決條件，因為政制發展內容極具爭議，社會須在和諧平靜的氣氛下，才可有較理性的討論。就現時的環境而言，03年和04年將分別舉行兩項大型的選舉活動，在充滿激烈競爭的選舉氣氛下，社會根本不可能以心平氣和，理性合理的態度討論政制發展，更遑論提出合理並符合基本法的政制發展意見及建議。再者，2004年立法會選舉是基本法明文訂定的政制發展過程，將現有透過選舉委員會產生的6個議席取消，改為在地區議席增加6席。故此，在完成2004年立法會選舉後，盡快就選舉安排的利弊得失，進行檢討，這將有助社會大眾對2007年後政制發展的討論，用3年的時間建立社會共識，醞釀檢討方案到完成立法，是合理的時間表。

　（二）政策制定

　6年來特區政府在制訂政策時經常出現進退失據，除了屈服於立法會內的政治角力，更主要的是未能掌握民情，未能取得社會主流的支持。年多前就討論主要官員問責制時，行政長官、政務司長和財政司長都言之鑿鑿，說問責局長要去到社區，直接聆聽市民的意見和呼聲，要與政黨爭奪民意，結果大家都心中有數。

　現時立法會內，支持政府按基本法施政的議員仍多數，如果能結成一個執政聯盟，將對未來一年的政府權威和施政落實有著莫大影響。要組成這執政聯盟，難度非常高，而主動權會在政府手中。但要令議員接受，則取決於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有沒有充分尊重、吸納和諮詢他們的意見，讓他們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參與感，幾位非官守的行政會議成員理應擔當起此重要角色。值得一提的是，現時由政務司長主持的問責局長政策會議，與上述理念是背道而馳，是97前殖民委任思維的延續。

　（三）團隊精神

　過去一年，行政會議的成員在政策表述中很多時各自各精彩，受「官方保密條例」規管的行政會議，內部討論的情節透過傳媒不斷公開上演。一個每朝早上的時事節目主持人，就以「知情人士」的身份，大爆行會的內幕，令市民對行會成員有一種「大難臨頭各自飛」的感覺，對行會盡失信心。作為特首主持下的特區最高政權組織，如此鬆散，又怎能帶領香港，又何來有效管治？整頓和改組行政會議，對提高特首和政府的管治能力，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公務員是政府團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香港公務員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一支出色和高質素的隊伍。但在經濟困難，財政緊縮的情況下，香港公務員隊伍也備受困擾。因社會怨氣上升，被指責的聲音此起彼落，減薪裁員衝擊著歷來被公認為鐵飯碗的政府工，政治上的紛爭令公務員左右為難。面對社會的轉變，公務員必須自強不息，發揮團隊精神，顯示公務員的社會價值。越是困難的時候，軍心越重要，今後政府推出的政策措施都應要考慮，是否對公務員有所影響，盡量減低對公務員的震盪。

　（四）高度自治

　七一遊行後，香港市民及政黨團體的訪京團多了，有人擔心這會影響香港高度自治，甚至有議論說這是「京港共治」，我認為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因為高度自治，是建基於在一國基礎上的，加強香港與中央政府的溝通，對落實一國兩制只有好處而沒有壞處，香港市民、政黨團體上京溝通，只是多了一個溝通的途徑，多溝通、溝通好，只會更有利香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絕不是相反。更不會有所謂「京港共治」，「兩制」已受到損害等問題。民建聯月初訪京，反映港人對落實一國兩制的意見，也是這種溝通的一個部分，中央並沒有透過民建聯對香港作出決策，對其他訪京團，中央也沒有透露什麼秘密，只是要更廣泛地了解香港各方面的發展和訴求，更好地支持香港落實基本法，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渡過經濟難關，實現經濟復甦，這和插手干預完全沾不上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