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1-12] 拒絕撥款：急進民主的危機

李　文

　特區政府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八間大學下年度的經費撥款一百多億元，由於某幾個政黨出於撈取選票的考慮，為了反對而反對，故意否決撥款，令到政府兩度收回大學撥款的法案。這件事情，是高度政治化的行為，對於教育事業，對於特區的日常施政，都帶來惡劣的影響。今後，特區政府將會低效率地運作，最後是全港六百多萬市民無法享受到及時的合理的服務，香港市民將承受最差的政治後果。幾個政黨都知道拒絕撥款，將令大學根本無法運作。但是政黨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一定要作出交代。

不削減經費於理不合

　有一種說法是：拒絕撥款的理由很簡單，他們是要求當局零五至零八年不削減大學經費，在政府未明確表態之前，他們不會批准零四年度大學經濟撥款。他們是為爭取而爭取。

　反對派的論據完全站不住腳。零五年度至零八年度的討論並未開始，任何爭取行動應該在下一個階段進行。用零四年度的撥款批准作為勒索手段，迫使政府答應將來永不削減經費是不合理的。因為，目前政府每年的赤字高達七百億元，長此下去，必然出現財政危機和金融危機，最後導致所有香港居民都受累。阿根廷長期不處理財政赤字，最後導致貨幣大幅度貶值，貨幣變濕柴，經濟長期衰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反對派的不准公共開支節流行為，必然導致香港走上阿根廷的道路。

　反對派的邏輯很簡單，公民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福利開支和公共開支可以無限度地膨脹，公務員的薪酬也可以超過香港的財政承擔能力，立法會議員的責任只是爭取選票，只要領取公帑的公職人員反對削減資源，立法會議員就附和這些不合理訴求。這樣的民主，只是免費午餐的民主。

　目前，教育、醫療、福利是三項最大的開支，如果教育不肯削減，那麼，就要大砍醫療和福利兩項開支，這對於廣大市民是不公平的。為什麼立法會議員，不從整體利益的角度作出考慮？

教育投資需講求效益

　立法會議員也要作出理性的思考，目前大學的開支，是不是合理地運用，有沒有浪費？教育開支是一項投資，既然是投資，就要講究效益。全世界都沒有讓大學教師的薪酬同公務員薪階表掛鉤，吃大鍋飯。唯獨香港吃大鍋飯，這種薪酬制度效益很差。現在進行改革，完全可以節省開支，並且聘請到更佳的師資。一個理工大學的新教師，剛畢業於牛津大學，但他的工資比他的牛津教授導師高一倍。這合理嗎？不同學科的大學教師的工資水平是不同的，工商管理系的教師就比文學系的教師工資高，不必強求一律化。同時，美國很多大學都和社會的生產部門掛鉤，承接科研項目，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商品生產，結果大學可以賺取科研費用，生財有道。工資改革之後，肯定可以多聘用有科研能力的教師，增加生產力。同樣，英國和澳洲都把大學作為一種產業來辦，吸收外地學生，大賺外匯，為什麼香港的大學不可以這樣做。何況大學已經實行了籌款等額津貼制度，零四年度把減省下來的經費，撥作津貼，如果大學向社會募捐到五千萬元，政府等額津貼五千萬元，大學多向社會募捐經費，得到的津貼越多。這說明，只要機制作出改革，教學的效益將會越來越好，即使經費少一些，也可以辦更多的事情。

政黨只代表少數人利益

　奇怪的是，八間大學的校長已經同意零四年度削減經費的方案，同意進行改革，立法會的議員卻不讓削減經費。原因何在？原來高教聯代表某些大學教師的既得利益，不願改革，游說某些政黨不要撥款。結果政黨只代表少數人的利益，卻不代表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不代表香港整體利益。將來香港財政赤字大增，必然用加稅的方法來彌補，最後是中產階級承擔最重的稅收負擔，這些免費午餐的政黨，必然把香港帶領轉變為高稅收社會。高稅收之下，商人不會再在香港投資，香港的經濟必然轉差，使基層勞動人民的就業機會也大減。香港人可以研究一下歐洲七十年代的西班牙、七十年代工黨主政下的英國、近十年亞洲的菲律賓、南美洲的阿根廷的急進的民主制度，給當地經濟帶來什麼後果。至於東歐國家和俄羅斯，民主步伐一步登天，給經濟帶來的動盪更加有目共睹。

急進民主造成社會動盪

　立法會的政黨，現在設置障礙，不肯撥款，他們一手造成了大學經費不明朗的局勢，到了7月，教師連出糧都有問題，五月收生名額有問題，校長不知道下一個年度有多少錢，即使教授和教師合約到期，也不敢簽署聘請合約，結果一些有才能的教授或教師在前景不明的情況下轉到內地大學任教，人才流失，香港大學出現危機，受到摧殘，這些否決撥款的立法會議員責無旁貸，將來香港選民會從整體利益作出抉擇，政黨請謹慎從事。香港人通過這個事例，可以謹慎地思考，在政治人才不成熟的情況下，在利己主義和免費午餐思潮泛濫，在多數人不用交稅但卻擁有選票權利的情況下，過於急速地推行普選，會造成甚麼人上台，會造成怎樣的局面，有關苦果由誰來承擔？這些問題想清楚了，我們討論政制改革思想就比較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