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2-14] 甚麼是「實際情況」？
梁美芬 城市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蕭蔚雲教授掀起的一陣旋風，把香港重新吹回一九八四年中英談判的記憶中去。《基本法》實施快七周年了，大家對於中英雙方在香港前途問題上談判過程或已日漸淡忘。
自「臨立會事件」到「居留權」的爭論，均反映香港有很多人對《基本法》的認識有很大的分歧，而其中在中央與地方關係，特別是「一國」及「兩制」的關係上，均出現各執一詞的情況，最後要由全國人大常委來解釋《基本法》。
民族民主、孰重孰輕？
在二○○四年的今天，民主已經成為耳熟能詳的話題。沒有人希望政府搞一言堂，人人都希望可以監督政府，尤其在一個弱勢政府管治香港六年多之後，這種聲音必然加強。現在在政制改革的爭論上，實反映世界各地正在爭論的議題：民族與民主：孰重孰輕？倘若民主與民族不能和諧共處時，應如何處理？
香港的實際情況
香港人在這個議題上要順利過渡，必須要了解到香港與中國是在實行「一國兩制」，非「一國一制」、非「兩國兩制」。這句話說來容易，實行起來是相當困難的。
在中國考慮「一國兩制」的問題上，要考慮全國如何配合。因此，中央不斷要向內地各省市解釋為何香港可以有「兩制」，為何要給香港更緊貿，為何要有個人遊？作為「兩制」的香港對中央應有一份理解。
對中國來說，香港很多待遇都獲得優待，例如收入不用上繳中央；然而，這個「特殊」仍必須要配合「一國」發展。在政制改革的過程中，中央與香港應該盡量坦誠溝通，把憂慮講出來，盡量讓香港人明白中央考慮的全局是甚麼？
現在，香港的實際情況是雙方缺乏互信，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無能，在推廣及教育市民有關「一國兩制」及《基本法》上幾乎交白卷，以致「親中」及「愛國人士」的言論受到「條件性反射」的排斥。這方面特區政府必須急起直追，只有把香港市民對中央存在的隔閡真正消除，建立了互信，普選的阻力才可消除。
因此，《基本法》所提及的實際情況必須考慮全局：即（一）香港有五十萬人上街表達對政府施政及處理二十三條立法的不滿，香港人國家觀念薄弱，使中央對二○○七年普選存有憂慮；（二）大部分香港人對「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缺乏認識；（三）香港欠缺國民教育及《基本法》教育；（四）中央與地方久缺互信及共識。
互信需要教育配合
中央與香港缺乏互信及共識，反映在去年二十三條立法及今年有關普選理解的爭議上。去年二十三條立法，政府除了在處理諮詢過程失當外，其實另一個主要原因是，香港社會普遍存在一種害怕大陸的情緒。人們害怕一旦通過二十三條立法，就沒有了「兩制」；從法理上，很多香港人質疑二十三條立法的必要性及緊迫性；從情感上，很多香港人不認為國家安全那麼重要。凡此種種反映了香港的公民教育，包括普及教育，完全忽視了培養市民及下一代對國家的認識及認同。
筆者一直相信民主與民族並不是互相排斥的，但若處理失當，就容易被曲解，使民主與民族互相對立。香港人或香港的民主派對英美的民主制度是比較崇拜的，在英國及美國，他們實行的民主制度是建基在國民對國家的認同與熱愛。因此，在當地民主與民族不會出現互相排斥的情況。例如：美國受到恐怖襲擊之後，美國人強調國家安全、制訂《愛國法》及要求更多年青人服兵役。
現在香港的情況是有點被曲解的。爭取民主的人士由於有很多時候對中國現政權存有敵視態度。這種從骨子裏瞧不起中國現政權的態度，又因為特區政府的無能及處理二十三條立法的手法欠妥而被「發揚光大」，使中央對於香港過速的民主步伐感到非常擔心。看來，只有在雙方真正建立互信的基礎，香港才有機會進行普選。要真正消除這些障礙，一套完整的國民教育及公民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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