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2-22] 百家廊：「浪子文學」與「鄉土文學」的結合 放大圖片
上海是作家吳正成長的地方
古遠清
作為吳正創作基地的香港，那裏充滿矛盾而對立：政治上有楚河與漢界，語言上英文與粵語一樣流行。此外，還有中西文化衝突，有「南來作家」與「本土作家」的對峙，但吳正卻游離於超然與漠然之間。他無論是小說還是新詩、散文創作，都不是從香港本土出發的藝術經驗寫就。正像他平素喜歡用劈爆非常的純滬語與人交談一樣，他創作時喜用上海人的視角與情懷，去抒寫香港的現實生活。這是因為上海是吳正成長的地方，香港則是他改變生活方式，走商文結合道路的第二故鄉。
用滬人視角寫香港
他的文學創作屬於補織那張滬港血緣關係的偉大工程的一隻忙碌的梭子。像「一遍又一遍地咀嚼對上海每一點滴生活細節的殷殷回想」（吳正：《回眸香島雲起時．後記》，上海文藝出版社二零零零年一月版，三百零八頁）的散文集《黑白滬港》、《回眸香島雲起時》，就是最好的例證。自傳體長篇小說《上海人》，其實也是另一種《黑白滬港》，即它通過敘述主人公在香港的奮鬥史，展示了一個在維多利亞港灣的上海人的痛苦與歡樂、思索與迷惘、困惑與抉擇，用抒情的筆調揭示出上海人的某些群體特徵。
吳正如此熱愛故鄉，以至一想起黃浦江和虹口中學就怦然心動，這使人想起五十年代前後從十里洋場的上海來到花花世界香港的葉靈鳳、曹聚仁、劉以鬯、徐訏這些「黑白滬港」型的作家。以徐訏而論，他在香港總共生活了近三十年，卻未融化為本土居民。徐氏小說的故事背景不少在上海，就是一些以香港做背景的小說也被上海故事所沖淡。當然，出版了近三百萬萬言的小說、散文、新詩和翻譯作品的吳正，無論是創作數量還是寫作心態，均與徐訏有明顯不同，至少吳正有漂泊感卻沒有流亡感。
不應否認，香港是吳正漂泊後事業有成的地方，也是他獲取文化資源的重要據點。是香港這個「和大陸的母體似相連又似相隔，和台灣似相阻又似鄰近」（余光中：《與永恆拔河．後記》，台北，洪範書店一九七九年初版）的特殊時空，使吳正有機會接觸了過去從未欣賞過的余光中等人的台灣現代詩以及徐訏充滿浪漫色彩的作品，使他發現自己一度裝瘋賣傻逃避上山下鄉的「文革」經歷與徐訏帶神秘色彩的小說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但面對香港文化，吳正畢竟有一個難以消解的內地文化情結，以至所有作品均由內地出版。在尖沙咀或金鐘太古城的雞尾酒會裏，他有點像余光中在《我之固體化》寫的一塊拒絕融化的冰。雖然這「冰」也愛流動，有時甚至渴望「沸騰」，但在異鄉卻保持著「固體的硬度」（參看劉登翰：《台灣作家的香港關注》，載《期待超越》，花城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版）。
雙重文化身份
即是說，香港文化雖然給吳正充足的養料，卻無法讓他同化。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吳正所有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內容是以香港為生活基地寫內地的生活經驗。正是靠這類作品，吳正完成了在文學時空中上海作家身份的退出與進入，使自己獲得了滬港作家的雙重文化身份。
這種身份，不但對於把握上海、香港這兩座姐妹城市的互動關係很有幫助，而且可以更深刻地揭示出為數眾多的上海移民對香港發展繁榮所作出的巨大貢獻。過去，雖也有人寫到這點，但這種注意往往停留在五、六十年代，而未能把筆墨伸進改革開放以來上海新移民在香港社會中所發揮的能量，對他們內心世界的挖掘，更是欠缺。而這點，吳正卻做到了。
不僅如此，吳正還常常以中國傳統的儒家志士心懷與仁者心腸寫人間的真情、摯情和友情，其他作品寫香港時更不忘抒發對故土、對祖國的一片深情，這使吳正的作品呈現出既是滬派又是港式的雙重面貌。吳正另一雙重文化身份為企業家兼作家。由商到文，這裏有個發展過程。對吳正來說，「文革」結束後跨過羅湖橋去面對分離了十六年的雙親以及一度被內地傳媒醜化為「人間地獄」的香港，無疑是一個挑戰。他的全部作品，便是他迎接這一挑戰，不斷適應新環境的記錄。
為適應「錢在高速運作，人在高速追逐，一次疏忽便可導致全線崩潰」的新環境，就得找到生存空間，學會商文結合。文，對吳正是一種人生理想；商，這是一種與之對應的人生實踐。將對生活的理解與生命的思索凝煉成文字時，吳正便有《香港夢幻》等作品；將這種見解再轉化為謀生技巧時，才有了裝滿美金與港鈔的考克公文箱。
吳正沒有把文與商對立起來。在他看來，關鍵是要有高尚的情操和真善美的靈魂。當然，什麼事情都不能過於絕對化。文與商處理不好會有矛盾，正如「上海作家」與「香港作家」因文化背景不同、創作心態不同，常常使吳正處於雙重身份的碰撞中一樣。吳正由於自身經歷和受上海文化的薰陶，內地價值觀念已牢牢地紮根於意識之中，導致他常常用內地人的視角寫作；另方面，定居於長期受英人統治的香港，要在這裏做到事業興旺，雖不認同但必須去接受香港文化、價值觀念，學習自己完全不懂的粵語，了解香港的人情風俗和生活方式。這種觀念和行為上的趨向與對作為上海男人的執著、對故土和親人的眷戀，使他的人生形成具有文化的不確定性，在生存形態上具有漂泊不定、社會身份變動不居的特徵，常常處於雙重文化身份的尷尬之中。
新「雙城文學作家」
吳正的所有作品正是「出走」與「回歸」的矛盾所催生出來的。「邊緣人」的身份，使他在無比孤寂時去比較滬港文化的異同和交疊，從而審視自己和他人的外部世界與內心深處。以對故土永不磨滅的懷念，令香港社會只有賺錢的衝動而缺乏深厚的文化積澱的認知去反映香港社會，肯定會與把自己全部作品交由台灣出版的西西這樣的香港本土作家不同，也會與逐漸融化為本土作家的陶然、顏純鉤有異。
吳正的創作就這樣在同中求異中變為對不可代替的記憶與命運的書寫，即讓自己完全沉浸在柔柔的異鄉裏的上海經驗與香港經驗的雙重書寫，財富、時尚與文化高度集中的模式的形象化書寫。正因為吳正頻繁地來往於滬港之間，並把故鄉選擇為流浪後歇腳的終點，出了遠門又回來，回來後又再出遠門，由此走過了喧囂，走過了現代，又走回了昔時，即有這種「浪子文學」與「鄉土文學」的對照，才有這種藝術的張力，才使人感到吳正的作品不完全是境外的「香港文學」，但又不等同於內地的「上海文學」，世界華文文學文壇上才有了這位有如「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名稱的上海——香港、香港——上海的雙重文化身份的作家，即以豐盛的作品彙港滬於一體的「匯豐」型作家。
上海與香港這兩座城市二十年來的變化，如果大文豪狄更斯在世，一定會寫出新的《雙城記》。吳正香港時期的創作，正是這種新《雙城記》的試寫。在他的作品中，香港是五十年前年輕貌美的上海；而他筆下的老上海，卻是莊重地凝固了半世紀時光的香港。從這個意義上看，雙重文化身份又造就了這位新「雙城文學作家」，這也是吳正給世界華文文學帶來的又一新貢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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