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3-13] 紀念基本法頒布14周年座談會 盛華仁：決不允極少數人在港搞分裂活動 放大圖片
【新華社北京12日電】12日下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在人民大會堂香港廳舉辦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14周年座談會。出席座談會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兆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盛華仁，國務委員唐家璇，全國政協副主席廖暉、劉延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部分全國人大代表和部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當年參加起草基本法的人士，法律專家及國務院港澳辦、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聯絡辦、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的負責人以及有關方面的人士。
王兆國唐家璇等出席
在座談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夏勇就「基本法的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佐洱就「正確理解基本法規定的中央與特區關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王英偉就「基本法確定了行政主導型政治體制」，香港大學教授、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就「基本法與香港的民主進程」，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蔡冠深就「基本法與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主任高祀仁就「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全面執行基本法」等內容先後在座談會上發了言。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盛華仁在座談會上發表講話，他指出，香港基本法頒佈十四年來的歷史表明，這部法典的偉大意義在於，它把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用法律形式完整地體現出來，並在香港成為現實。依照基本法所開創的「一國兩制」的生動實踐，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創舉。事實證明，香港基本法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保證。
盛華仁指出，香港基本法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依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一部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具有憲制性地位，它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作出了全面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法律都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觸。
中央授權港高度自治
盛華仁指出，貫徹落實基本法，要求我們堅持一個國家，保障國家主權。認同「一國兩制」必須首先認同「一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國家的主體是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沒有「一個國家」就不可能有「兩種制度」。「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國家的主體堅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在這個前提下，特別行政區繼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特別行政區是祖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它根據中央的授權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中央政府不干預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但這並不等於中央對事關國家主權和安全的重大問題撒手不管。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必須與切實維護中央的權威和國家的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決不允許極少數人在特別行政區進行針對中央政府和分裂國家的活動。
依法治港於全國有益
他還指出，貫徹落實基本法，就要求我們堅持兩種制度，保障特區的高度自治。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授權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回歸以來，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原有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繼續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外國在香港的經濟利益得到切實的照顧。正如江澤民主席指出的：「堅持這些方針政策，於香港有益，於全國有益，於世界有益，因而是沒有什麼理由去改變的，這是一項長期的基本方針」。
盛華仁指出，香港回歸祖國六年多來，香港基本法在特別行政區總體上得到了貫徹執行。在中央堅定不移的支援下，以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為首的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團結廣大香港同胞，應對各種挑戰，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保持了香港的繁榮穩定。同時，也要看到，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在前進的道路上總會遇到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需要祖國內地人民和香港同胞在實踐中齊心協力，共同探索。但是，無論遇到什麼情況，中央政府都將始終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不動搖，全力支援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廣泛團結一切愛國愛港的人們，切實維護香港的穩定和繁榮發展。
中央關注港政制發展
關於目前香港社會圍繞政制發展問題開展的討論，盛華仁指出，胡錦濤主席去年12月3日在會見來京述職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時，明確表示了中央對香港政治體制發展的高度關注和原則立場。
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是由基本法規定的。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特區政治體制中的重大問題，關係到「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貫徹實施，關係到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關係到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利益，關係到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絕大多數香港同胞是愛國愛港的，是擁護「一國兩制」方針的。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必須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循序漸進地發展。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陽主持了座談會。（編者按：座談會各講話全文刊A12、A13）
傳媒布重兵 採訪似衝鋒
本港政制討論熱烈，由全國人大法工委、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聯合舉辦的《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14周年座談會》備受本港媒體關注。加上一早就聽說將有多位重量級人士發言，各傳媒都派出重兵採訪。許多記者均提前一個小時，趕到人民大會堂南門等待接受安檢。
唐家璇出現即被包圍
守候之中，一輛黑色轎車悄然駛至，走出來的是國務委員唐家璇，還沒等他走上樓梯，眾小記已經一窩蜂衝上前去，令負責保安的工作人員頗有些措手不及。記者錄音機裡面除了七嘴八舌的提問和唐家璇時而清晰的回答，還有保安人員「好了好了，別問了，注意安全」的提醒。
可能是怕再次引起類似「騷亂」，工作人員經商討，終於決定讓記者「先進會場」。
會場內，劉漢銓、劉迺強、陳弘毅、馮華健、蔡冠深、廖長城等部分抄「小路」進來的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一字排開，忙著合影留念，更時不時被八卦的記者請過來「小敘」。而靠近記者區的擴音器上，已經用膠紙貼滿了大大小小品牌不同、形狀各異的錄音機。
蕭蔚雲承諾到港放料
「四大護法」之一蕭蔚雲的到來，又吸引了眾多鏡頭。對於記者的提問，蕭蔚雲笑說，自己很喜歡香港，「要不我哪麼經常地去香港幹嘛?」他還透露，自己下周又要赴港，肯定還會和大家見面，到時再放料。
記者勤奮的表現引起了新聞中心工作人員的擔心，因此離開會還有20分鐘，有工作人員特意召集所有記者，特別是「那些最愛隨意發問」的女記者進行「談判」，強調這次只是旁聽，不可以像以往那樣在會場內對某位領導人提問，因為這是不禮貌的行為，違者將會被「拖」出去。眾記頻頻點頭，還故作驚恐狀，問：「會不會株連啊？」對方笑說：「不會，但誰問就拖誰」。於是雙方達成共識，果然在會議期間自始至終無一趁機發問。
發言有料普通話音正
會議開始後，夏勇、陳佐洱、王英偉、陳弘毅、蔡冠深、高祀仁等6位先後發言。可以聽出，大家均有備而來。不但發言的內容豐富、有料到，連港區代表和委員的普通話發音也標準了很多。
新華集團總裁蔡冠深就「基本法與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發言，從現行本港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貿易體系、獨立的司法權和低稅制等方面，闡明基本法的制定，已充分考慮到香港賴以成功的各項因素。瑞安集團副主席王英偉和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陳弘毅，則分別以大量的事實，說明了香港行政主導型政治體制的必要性，和香港的民主進程為什麼循序漸進。
發言過程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兆國、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盛華仁，國務委員唐家璇，全國政協副主席廖暉、劉延東等均認真聆聽，不時低頭作筆錄，並點頭以示肯定。
盛華仁發言信息強烈
盛華仁在聽取發言後，發表重要講話，再次將基本法的原則內容和本港熱點話題，做了明確、透徹而系統的闡述。更在提到「中央政府不干預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但這並不等於中央對事關國家主權和安全的重大問題撒手不管。決不允許極少數人在特別行政區進行針對中央政府和分裂國家的活動」時，特別加重了語氣。全國最高立法機構領導人擲地有聲的申明，給在座的所有人，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香港那幾位經常以自己的觀點有意曲解基本法、並一邊宣稱自己是愛國者卻又一再從事分裂國家活動的人物，總不能再說某某某的說話不代表中央了吧？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2日電)
唐家璇讚港府依法施政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2日電】國務委員唐家璇認為，到目前為止，香港基本法實施得很好，特區政府在貫徹落實《基本法》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唐家璇今天在出席《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14周年座談會》時並沒有發言，他風趣地說，「我跟你們一樣，也是來採訪的。」
唐家璇表示，香港市民中有不理解《基本法》的現象，說明有需要加強香港社會有關基本法的宣傳和教育。他認為，宣傳和教育不能講「夠了」，「很多事情，我自己還經常根據需要再拿出《基本法》來反覆學習。」
而中央駐港聯絡辦主任高祀仁也表示，香港是個法制社會，建設法制社會就要按照基本法辦事，而按照《基本法》辦事，首先就要了解《基本法》。高祀仁表示，將和香港同胞一起很好地學習基本法。
人大可頒港緊急狀態令
【本報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盛華仁昨天在北京舉行的紀念香港基本法頒佈14周年座談會上明確指出：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香港基本法對中央管治特別行政區的權力作了明確的規定。這些規定包括：香港基本法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特別行政區的防務，負責管理與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權不是程序性的，而是實質性的，從而保證中央能夠通過行政長官來實現對特別行政區的有效管治，這是維護國家統一的重要手段。
香港基本法還規定，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要在特別行政區公佈或立法實施。特別行政區的法律要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全國人大常委會如認為特別行政區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可以將有關法律發回，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可頒令全國法律在港實施
基本法還規定，如特別行政區內發生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決定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特別行政區實施。香港基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他指出，中央行使上述管治權，特別是香港基本法解釋權，對於保證基本法的正確實施，維護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有效管治，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盛華仁說，香港基本法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依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一部全國性法律，是國家的一部基本法律，它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作出了全面的規定，在香港具有憲制性地位。它凌駕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法律之上，是制定其它法律的依據和基礎。
不干預不等於撒手不管
盛華仁指出，認同「一國兩制」必須首先認同「一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國家的主體是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沒有「一個國家」就不可能有「兩種制度」。「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國家的主體堅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在這個前提下，特別行政區繼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特別行政區是祖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它根據中央的授權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中央政府不干預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但這並不等於中央對事關國家主權和安全的重大問題撒手不管；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但必須切實維護中央的權威和國家的利益，決不允許極少數人在特別行政區進行針對中央政府和分裂國家的活動。
港政體中央有決定權
盛華仁表示，在香港基本法實施的過程中，對一些問題有不同的認識，甚至出現一些爭論，也是正常的。通過有益的探索和討論，會有助於人們對基本法的深入了解。全面、完整地理解「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規定，關鍵是要抓住「一國」與「兩制」的關係這一根本性問題。
他強調，香港的政治體制是由基本法規定的。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香港政治體制中的重大問題，關係到「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貫徹實施，關係到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關係到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利益，關係到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這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不是特別行政區單方面能夠決定的，中央自始至終都有決定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必須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循序漸進地發展。
夏勇：必須依基本法治港
【本報訊】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所長夏勇教授昨天指出，香港是法治社會，唯獨基本法觀念不夠強。現在，不管出現甚麼樣的新情況、新問題，我們都要始終如一地堅持實施憲法和基本法，依法辦事，推進依法治港。
夏勇說，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根本目的在於用和平方式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實現祖國的統一大業。「一國兩制」的構想，既是一種政治構想，也是一種法律構想。
港人國家觀念不夠強
他指出，香港基本法是包括香港各界人士在內的當代中國人的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的結晶。良好的法律一旦形成，就應當成為共同的政治基礎，一以貫之地加以執行。執行基本法，首先要認真學習基本法，學習關於基本法的歷史知識。近來出現的關於香港政制的發展的討論涉及的問題，絕大多數在當年起草基本法的過程中都已經充分討論過。
這個現象表明，不論香港各界人士，還是內地人士，不論是普通市民，還是政府官員、各界代表和新聞從業人員，都亟需要通過學習基本法，全面準確地理解和把握基本法的由來和法意，溫故而知新。
他表示，香港基本法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根據憲法制定的、通行全國、在香港具有憲制地位的法律。它是香港具備特別行政區地位的法律依據，也是香港居民享有權利和自由的法律依據。增強基本法觀念，既是增強法治觀念，也是增強憲政觀念。從目前情況看，增強基本法觀念，特別要強調增強國家觀念。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唯獨基本法觀念不夠強，其根本原因在於國家觀念不夠強。在當今世界，對於任何國家的公民和組織來講，忠於祖國，效忠國家，遵循法度，謹守誓言，既是道德義務，也是法律義務。
中央該管的一定要管
他強調，要提高運用基本法的能力和水平。香港基本法是我國第一部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利與義務、職權與職責關係作出較為全面、明確、細緻規定的重要法律，也是一部保障高度自治、團結香港各界的法律。依法治港是依法治國的組成部分，是依法執政的應有之義。按照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中央政府對香港事務，該管的一定要管，要善管、管好；不該管的，則絕不去管。這是法治的應有之義。只有切實增強法治觀念，嚴格依法辦事，不斷完善實施憲法和基本法的政治機制、法律機制和社會機制，才能確保「一國兩制」方針的貫徹落實，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高祀仁：中央權力不容挑戰
【本報訊】中央駐港聯絡辦主任高祀仁（見圖）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14周年座談會上強調，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要求全面準確地理解基本法，不折不扣地執行基本法。
他說，首先，「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通過基本法得以體現和落實。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全國人大有權「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基本法就是全國人大制定的一部全國性法律。它對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作了明確規定，就強調落實了中央對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創制權和決定權。這是基於「一國」的前提和基礎，中央所擁有的不容質疑和挑戰的權力。
高祀仁表示，對於「一國」前提下的「兩制」，也不能等量齊觀。因為「整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十三億中國人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沒有香港長期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改變了國家的這個主體，「香港的繁榮穩定也會吹的」。任何人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任何外國和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都是我們堅決反對的。這也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
必須以愛國者治港為主體
高祀仁認為，其次，「港人治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通過基本法得以實現。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以及立法會絕大多數議員，必須是「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而且只要是治港者，他們都「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在這裏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一全稱，就是要強調「愛國」與「愛港」是統一的。基本法還規定，香港特區應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這既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也是治港者實踐上述誓言的神聖職責。已經站在和準備加入治港者行列的人士，依法履行這項職責，天經地義。
高度自治源自中央授權
他續說，第三，「高度自治」源自中央授權，也是通過基本法規定的。在我國這個單一制國家，香港特區享有的高度自治不是其自身固有的，而是中央授予的。香港也沒有所謂「剩餘權力」，基本法沒有授予特區的權力，仍在中央手中。由此可見，高度自治絕不是「完全自治」。
高祀仁最後說，「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為廣大港人行使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提供了空前廣闊的空間。香港特區應當實行怎樣的民主制度，鄧小平同志曾請基本法草委們「坐到一塊深思熟慮地想一下」。當前，香港社會正就特區的政制發展進行熱烈的討論。我認為，香港各界重溫鄧小平同志的這些重要講話，坐下來深思熟慮地想一下這個問題，正當其時。
王英偉：港政制採行政主導型
【本報訊】香港特區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瑞安集團有限公司副主席王英偉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14周年座談會上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由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區域組織及公務員六個主體所組成，所以政治體制改革，必須以整個體制中各組成部分的配搭作考慮，只側重其中一兩方面的改革而忽略其對整個體制所引起的影響，極有可能破壞原設計的本意，甚至會造成社會不穩定。
任何政改方案應以社會穩定發展及完善體制中各組成部分的配搭為目的。
規定行政立法相互關係
香港特區《基本法》第48、62條賦予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決定、制定並執行政府政策的主導權，但亦明確指出其需要向立法會負責、定期作施政報告，接受監察。這規定體現了行政和立法之間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的關係。
基本法吸收了原有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繼續採用了行政主導型的體制。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姬鵬飛主任90年在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說明：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既保持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便為香港的政改定下方向及步伐。
為政改定方向步伐
姬鵬飛主任所指行之有效的部分，在《基本法》中都有論述，而其中經常被忽略的有：
■《基本法》第65條「原由行政機關設立諮詢組織的制度繼續保留」及
■《基本法》第100、103條保留公務員制度
這兩方面的規定亦正是行政主導政治體制的兩大支柱。在這體制內，行政機關掌管制定政策所需的資訊、諮詢組織及區域組織等掌握民意的渠道，並負責制定執行及管理政策，造成行政主導的政局；而立法機關則起監察的作用。
諮詢組織在行政主導體制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制訂政策時吸納政制外的人（甚至反對派）的意見，增加政策的代表性及社會的認受性，確保推行的政策能兼顧各方的利益及與大部分民眾的訴求一致，這是成功實行行政主導的要訣。
無論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是如何產生，政策的制定是必須先作廣泛的諮詢，才作定奪。
陳佐洱：特區不能與中央分權
【本報訊】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陳佐洱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14周年座談會上表示，回憶上個世紀80年代中長達4年零8個月的基本法起草過程，始終有兩大焦點問題，一個是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一個是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可以說這兩個問題既有區別，又互相聯繫，都是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並廣泛地聽取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見後，才在基本法中鄭重地規定下來。
基本法規定特區直轄中央
陳佐洱認為，基本法規定的中央與特區關係，首先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就是說，香港特區在我國的法律地位是直轄於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那麼這個權力來自哪裏？基本法第2條的規定表明，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其固有的，而是來自中央的授權。必須指出的是，授權與分權是兩個不同的法律概念，現在有些人把中央與特區的權力關係理解為分權的關係，這是不正確的。我國是單一制國家，由中央統一行使國家主權，地方政權機關的權力是由中央授予的，地方在任何時候都不允許與中央「分權」，這是一項重要的原則。
基本法規定特區政體
陳佐洱續說，由於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因此特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包括政治體制，只能由中央以基本法的方式加以規定。以政治體制為例，我們說中央對特區的政治體制具有決定權，是因為「一國兩制」的各項基本方針政策，歸根結底是中央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對特區實施管理的方式，特區的政治體制是「港人治港」的具體方式，更是中央在香港貫徹落實對香港的各項基本方針政策和基本法的制度；特區政治體制必須以行政為主導，除了這種制度是經實踐證明行之有效外，最重要的是，只有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才能做到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
結合憲法理解基本法
陳佐洱最後表示，基本法規定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必須結合憲法的規定來理解。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就已經明確，憲法是國家主權和統一的象徵，作為我國的根本大法，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在總體上是適用於香港特區的。憲法是基本法的依據，結合憲法來理解基本法的各項規定，對於全面準確地把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至關重要的。
陳弘毅：基本法保障民主進程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陳弘毅（見圖）表示，正如法治和人權一樣，民主是現代政治文明所確立的偉大理想之一，是很多不同民族和國家在現代史中追求的價值目標。歷史告訴我們，在任何一個社會和文化中，民主的發展總有一個過程，很難「一蹴而就」。
香港在1842年被英國佔領，直至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定為止，實行的是殖民地的政治體制，權力集中於英國任命的總督。直至1991年，立法局部分議席開始由直接選舉產生。
基本法因應香港獨特的歷史和社會情況而建立的民主制度既不同於我國內地實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香港不是一個國家或獨立的政治實體，而香港的民主發展起步比較晚，累積的經驗有限。
民主政治在香港的發展是一個過程，而基本法便是這個過程的基礎和保證。民主的發展需要一些條件，其中包括法治的制度、人權的保障和權力的制衡。在這三方面，基本法都設有相當完善的規定和制度。
總括來說，香港回歸祖國的歷程也就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過程，而基本法便是這個過程的基礎和保證。基本法既建立了適應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又高瞻遠矚地為香港民主的發展設定了長遠目標，這些規定是合情合理的，也獲得了廣大香港市民的認同和支持。
盛華仁清楚傳達訊息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2日電】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盛華仁在一個基本法頒布14周年座談會中，談及基本法的多項原則，身兼全國人大代表的民建聯主席馬力（見右圖）認為，盛華仁的講話是要傳遞一個訊息，就是香港的政制發展問題，中央由始至終都很關注，而且中央是有最後的決定權。他指出，盛華仁已經很清楚地將這個意思說出來。
基本法具有憲制尊嚴
身兼全國政協常委的港進聯主席劉漢銓認為，這次權威人士就了解基本法條文、了解其制定過程等發表了講話，對有關問題可謂已解釋得清清楚楚。目前，香港正就政制發展問題展開討論，而這個問題與基本法的構思，以及中央與特區關係是有密切聯繫的，港人更應知道如何理解基本法。
身兼全國政協委員的香港行政會議成員廖長城表示，盛華仁的說話對於香港有關基本法的宣傳和教育將有指導性作用，由他的講話中，港人可以看到中央政府認為基本法在香港憲制上的地位和尊嚴非常重要，因為基本法是用憲制和法律的形式落實「一國兩制」。
要理性討論解決問題
廖長城認為，一直以來，中央就基本法的原則問題的態度和立場都相當清晰，亦一再重申「一國兩制」的構思和定位。不過，在基本法教育和宣傳方面，的確可以做多些工夫，這很重要，也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
身兼全國政協委員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邵善波指出，盛華仁是將所有《基本法》的基本原則再闡述一次。他表示，《基本法》在落實的過程中，大家有不同看法，甚至有爭議是很自然的，盛華仁希望通過理性討論，來解決這些問題，而對於最終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盛華仁是很有信心的。他指出，希望香港市民能夠透過理性討論，來解決香港目前面對的問題。
基本法概念多被淡忘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劉迺強認為，香港很多市民已經淡忘了基本法整體的概念和意義理念，現在急需向香港民眾全面論述基本法內涵，幫助他們理解基本法意義。至於香港何時才適合普選，他表示，普選要基於香港和中央達成共識，比如「什麼是一國兩制」，「什麼是愛國者」等問題。而達成共識的著眼點在於對基本法的看法是否一致。
中央深明港成功要素
全國政協委員蔡冠深在座談會上發言表示，香港從一個小漁港發展成今日的國際大都會，其成功除了背靠祖國大陸的優勢，還有賴以下主要因素：資本主義自由經濟貿易體系、較健全的法制和獨立司法權、低稅制、經濟全球化發展，以及擁有經濟管理人才。
當年制定基本法時，中央政府充分考慮到這些成功因素，並以法律形式，從政治體制上保障並發展了香港資本主義經濟。
透過基本法加以保障
因此，我們可以見到基本法規定：
一、香港特區不實行外匯管制，港幣自由兌換，繼續享有資金的流動和進出口自由等；
二、香港特區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下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原有的司法體制得以保留；
三、香港繼續實行低稅制，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用上繳中央；
四、香港的經濟可繼續朝全球化發展，人民的跨國文化生活方式也得以保留；五、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得到多層的保障，使香港人心穩定，留住各方面優秀人才。
綜上所述，基本法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給予香港繼續享有資本主義的自由、人權和法治，香港市民既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還能受惠於CEPA，成為眾多跨國企業的亞洲樞紐。
周南借問候解圍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2日電】前新華社社長周南（見圖）在出席基本法座談會後，又成為香港一眾記者的圍堵目標，外三層、內三層，把周南團團圍住，不斷追問他對香港推廣基本法的看法。周南無奈笑稱：「之前我已在接受瞭望雜誌訪問時把對基本法的意見都講得清楚了，如果你們沒有看清楚，我建議你們再看一遍。」記者自然不肯輕易放過他，又亦步亦趨地跟住他走下台階，結果周南不禁歎息：「我就要栽跟斗啦！」見記者依然緊跟，他唯有說：「請代我向全部香港同胞致以最親切的問候。」
記者見他真的無意表態，唯有作罷。
鄭耀棠倡中學教基本法
【本報訊】港區人大代表鄭耀棠建議，基本法教育應該列為中學課程，讓市民從小就學習；而正在北京的政協委員教統局長李國章則認為，沒有需要設立專門的基本法課程，讓學生熟讀基本法每條條文。
鄭耀棠認為，政府在推廣基本法工作上資源不夠。他說，雖然政府有推出宣傳廣告，但很多條文無法用這種形式介紹。他建議基本法教育應該列為中學課程，讓市民從小就學習。
李國章認為無需要
身兼全國政協委員的教統局局長李國章在出席全國政協閉幕會時，被問及基本法教育是否需要加強，他表示，基本法常識已融合在中小學常識課程內，至於是否足夠，可以再研究。但他個人認為，並沒有需要設立專門的基本法課程讓學生熟讀基本法的每條條文，因為強記條文不等於理解。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被問及相同問題時則表示，特區政府一直有推廣基本法，但可能過往只著重推廣基本法條文，對基本法精神的推廣，可能不足夠，因此若基本法委員認為要加強推廣，當局可以再研究。
蕭蔚雲拒預測立會選舉
【本報兩會記者組北京12日電】前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蕭蔚雲表示，不會就立法會選舉結果作任何預測，也沒有任何擔心，相信香港會好起來。目前他正在港澳研究所參與有關香港政制發展的研究。
他又表示，全國人大法工委昨日組織的座談會發言都講得很好，內容涉及基本法的原意、結合香港的實際情況。蕭蔚雲透露，他明天將去香港。
盛華仁副委員長在座談會上的講話
同志們，朋友們：
1990年4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莊嚴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對於這部經過近五年時間制定的法典，鄧小平同志曾經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他在會見出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會議的委員們時說，香港基本法是「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說它具有歷史意義，不只對過去、現在，而且包括將來；說國際意義，不只對第三世界，而且對全人類都具有長遠意義。這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傑作。」
香港基本法頒佈十四年來的歷史表明，這部法典的偉大意義在於，它把鄧小平同志關於「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用法律形式完整地體現出來和固定下來，並在香港成為現實。「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鄧小平同志對推進祖國統一大業作出的巨大貢獻，也是對實現香港回歸祖國的巨大貢獻。早在中英兩國政府為解決香港問題舉行的外交談判中，我國政府就把「一國兩制」作為基本方針，對這一基本方針作了全面的闡述，成為中英談判的基礎，並在後來載入了中英聯合聲明。「一國兩制」這一偉大構想，完全符合廣大香港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願，因而深受香港社會各界的普遍歡迎。在基本法制定過程中，曾經也有人對它心懷疑慮，譬如說，「一國兩制」在香港能不能行得通，基本的方針政策會不會變，等等。對此，鄧小平同志作出了全面深刻的回答。他在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時曾明確表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我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通過了這個政策。有人擔心這個政策會不會變，我說不會變。核心的問題，決定的因素，是這個政策對不對。如果不對，就可能變。如果是對的，就變不了。」鄧小平同志的這一科學預見，已經被香港回歸祖國以來的實踐所證實。香港基本法已經成為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根本保障。
香港基本法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依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一部全國性法律，是國家的一部基本法律，它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作出了全面的規定，在香港具有憲制性地位。它凌駕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法律之上，是制定其它法律的依據和基礎。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凝聚了內地和香港廣大同胞的共同心血，體現了前所未有的民主參與。它的核心內容，概括起來就是：堅持一個國家，保障國家主權；堅持兩種制度，保障高度自治；堅持基本不變，保障穩定繁榮。
堅持一個國家，保障國家主權。就是認同「一國兩制」必須首先認同「一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國家的主體是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沒有「一個國家」就不可能有「兩種制度」。「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國家的主體堅持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在這個前提下，特別行政區繼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特別行政區是祖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它根據中央的授權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中央政府不干預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但這並不等於中央對事關國家主權和安全的重大問題撒手不管；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但必須切實維護中央的權威和國家的利益，決不允許極少數人在特別行政區進行針對中央政府和分裂國家的活動。
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香港基本法對中央管治特別行政區的權力作了明確的規定。香港基本法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特別行政區的防務，負責管理與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權不是程序性的，而是實質性的，從而保證中央能夠通過行政長官來實現對特別行政區的有效管治，這是維護國家統一的重要手段。香港基本法還規定，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要在特別行政區公佈或立法實施。特別行政區的法律要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全國人大常委會如認為特別行政區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可以將有關法律發回，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如特別行政區內發生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決定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特別行政區實施。香港基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央行使上述管治權，特別是香港基本法解釋權，對於保證基本法的正確實施，維護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有效管治，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堅持兩種制度，保障高度自治。就是在堅持一個國家，保障國家主權的同時，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充分體現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授權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實行高度自治。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特別行政區享有的自治權是十分廣泛的。在行政管理權方面，基本法具體規定了特別行政區在財政經濟、工商貿易、交通運輸、土地和自然資源的開發和管理、教育、科技、文化體育、社會治安、出入境管理等各個方面的自治權，並規定特別行政區經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還可以自行處理一些有關的對外事務。香港基本法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對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作了全面的規定，包括政治、人身、經濟、文化、社會和家庭等各個方面，為廣大香港居民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提供了可靠的法制保障。
堅持基本不變，保障繁榮穩定。就是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原有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法律基本不變，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外國在香港的經濟利益將得到照顧，國家對香港的各項方針政策五十年不變。這裏所說的「五十年不變」，不只是一個具體的時間概念，更主要的是一個長期不變的表達方式。正如江澤民主席指出的：「堅持這些方針政策，於香港有益，於全國有益，於世界有益，因而是沒有什麼理由去改變的，這是一項長期的基本方針」。
香港回歸祖國六年多來，香港基本法在特別行政區總體上得到了貫徹執行。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產生了行政長官、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組建了以行政主導為特徵的政權機構，中央堅定不移地支持行政長官在特別行政區依法施政，團結廣大香港同胞，應對各種挑戰，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保持了香港的繁榮穩定。歷史已經證明，香港基本法是充滿生命力的。
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在前進的道路上總會遇到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需要祖國內地人民和香港同胞在實踐中齊心協力，共同探索。在香港基本法實施的過程中，對一些問題有不同的認識，甚至出現一些爭論，也是正常的。通過有益的探索和討論，會有助於人們對基本法的深入了解。全面、完整地理解「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規定，關鍵是要抓住「一國」與「兩制」的關係這一根本性問題。目前，香港社會對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存有不同的立場和觀點。胡錦濤主席去年12月3日在會見來京述職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時，明確表示了中央對香港政治體制發展的高度關注和原則立場。香港的政治體制是由基本法規定的。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香港政治體制中的重大問題，關係到「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貫徹實施，關係到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關係到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利益，關係到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這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不是特別行政區單方面能夠決定的，中央自始至終都有決定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必須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循序漸進地發展。
今天，我們紀念香港基本法頒佈十四周年，就要切實維護基本法的權威，保證基本法得到全面貫徹實施。江澤民主席2000年3月8日在出席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香港代表團的會議時指出：「依法治港是我們實施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維護基本法的權威，就是維護國家法制的權威。對於基本法明確規定的東西，要堅決貫徹執行，一以貫之，這是保持香港長期穩定繁榮的根本保證。」香港基本法是全國性法律，香港要遵守，全國都要遵守。各部門和各地方都要堅決維護基本法，嚴格遵守基本法，切實保證基本法的全面貫徹執行。這是全國人民的共同責任。中央始終相信，絕大多數香港同胞是愛國愛港的，是擁護「一國兩制」方針的，是珍惜並願意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的。無論遇到什麼情況，中央政府都將始終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不動搖，全力支持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廣泛團結一切愛國愛港的人們，切實維護香港社會的穩定和諧與經濟的繁榮發展。
同志們，朋友們，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們相信，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經過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在愛國愛港的旗幟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辦事，我們就一定能夠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將「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不斷推向前進。
基本法的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教授 夏 勇
同志們、朋友們：
今天，在人民大會堂香港廳隆重舉行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十四周年座談會，我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委員，能夠與內地和香港各界人士共同暢談香港基本法的重大意義，尤其是對於貫徹實施「一國兩制」方針所發揮的重大作用，感到非常高興。
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根本目的在於用和平方式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實現祖國的統一大業。「一國兩制」的構想，既是一種政治構想，也是一種法律構想。「一國兩制」，這是個新的語言，前人從未說過。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制定『一國兩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存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處理香港問題，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於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有利於內地同香港之間的多方面合作和交流，有利於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還具有國際意義，為解決某些國際問題提供了一種新思路、新辦法、新範例，必將對人類和平進步事業產生積極影響。
從1982年憲法第31條規定設立特別行政區到1990年全國人大通過香港基本法，從1997年中央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到如今實施香港基本法的風雨歷程，我們可以看到，「一國兩制」的實踐，既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求同存異、開明包容的政治實踐，也是創新體制、民主立法、協調規範、化解爭端的法律實踐。現在，不管出現了什麼樣的新情況、新問題，我們都要始終如一地堅持實施憲法和基本法，依法辦事，推進依法治港。
首先，要學習基本法知識。香港基本法是包括香港各界人士在內的當代中國人的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的結晶。良好的法律一旦形成，就應當成為共同的政治基礎，一以貫之地加以執行。執行基本法，首先要認真學習基本法，學習關於基本法的歷史知識。近來出現的關於香港政制發展的討論涉及的問題，絕大多數在當年起草基本法的過程中都已經充分討論過。這個現象表明，不論香港各界人士，還是內地人士，不論是普通市民，還是政府官員、各界代表和新聞從業人員，都亟需通過學習基本法，全面準確地理解和把握基本法的由來和法意，溫故而知新。
其次，要增強基本法觀念。香港基本法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根據憲法制定的、通行全國、在香港具有憲制地位的法律。它是香港具備特別行政區地位的法律依據，也是香港居民享有權利和自由的法律依據。增強基本法觀念，既是增強法治觀念，也是增強憲政觀念。從目前情況看，增強基本法觀念，特別要強調增強國家觀念。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唯獨基本法觀念不夠強，其根本原因在於國家觀念不夠強。在當今世界，對於任何國家的公民和組織來講，忠於祖國，效忠國家，遵循法度，謹守誓言，既是道德義務，也是法律義務。
最後，要提高運用基本法的能力和水平。香港基本法是我國第一部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利與義務、職權與職責關係作出較為全面、明確、細緻規定的重要法律，也是一部保障高度自治、團結香港各界的法律。依法治港是依法治國的組成部分，是依法執政的應有之義。按照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中央政府對香港事務，該管的一定要管，要善管、管好；不該管的，則絕不去管。這是法治的應有之義。只有切實增強法治觀念，嚴格依法辦事，不斷完善實施憲法和基本法的政治機制、法律機制和社會機制，才能確保「一國兩制」方針的貫徹落實，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正確理解基本法規定的中央與特區關係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陳佐洱
今天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全國政協社會及法制委員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在這裏舉行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14周年座談會，回顧香港基本法實施六年多來的實踐，重溫基本法的各項規定，充分體現了中央對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高度重視。我深切地感到，只有不斷地學習基本法，深入地理解基本法，才能使基本法真正地成為我們的行為準則，才能夠把「一國兩制」事業不斷地推向前進。
回憶上個世紀80年代中長達4年零8個月的基本法起草過程，始終有兩大焦點問題，一個是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一個是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可以說這兩個問題既有區別，又互相聯繫，都是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並廣泛地聽取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見後，才在基本法中鄭重地規定下來。
基本法規定的中央與特區關係，首先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就是說，香港特區在我國的法律地位是直轄於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基本法第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12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區作為直轄於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同其他直轄於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的不同之處在於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而且根據基本法第5條的規定，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那麼這個權力來自哪裏？這是基本法規定的中央與特區關係的第二項關鍵性內容。基本法第2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項規定表明，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其固有的，而是來自中央的授權。必須指出的是，授權與分權是兩個不同的法律概念，現在有些人把中央與特區的權力關係理解為分權的關係，這是不正確的。我國是單一制國家，由中央統一行使國家主權，地方政權機關的權力是由中央授予的，地方在任何時候都不允許與中央「分權」，這是一項重要的原則。正因為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以基本法規定的方式授予的，不能行使基本法沒有規定的權力，因此基本法第20條專門規定，香港特區可享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中央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1996年人大常委會有關國籍法在香港特區實施的解釋中，授權特區政府指定入境事務處受理國籍申請，就是這類授權的例子。
由於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因此特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包括政治體制，只能由中央以基本法的方式加以規定。基本法第12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而且基本法還規定，基本法的修改權和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實際上，香港特區實行的制度，都必須符合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符合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以政治體制為例，我們說中央對特區的政治體制具有決定權，是因為「一國兩制」的各項基本方針政策，歸根結底是中央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對特區實施管理的方式，特區的政治體制是「港人治港」的具體方式，更是中央在香港貫徹落實對香港的各項基本方針政策和基本法的制度；特區政治體制必須以行政為主導，除了這種制度是經實踐證明行之有效外，最重要的是，只有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才能做到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無論是立法主導還是三權分立的制度，都無法做到這一點。
最後，我還要指出的是，基本法規定的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必須結合憲法的規定來理解。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就已經明確，憲法是國家主權和統一的象徵，作為我國的根本大法，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在總體上是適用於香港特區的。全國人大在通過基本法的同時，通過了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決定，而香港特區的行政區域是國務院頒布的，這是根據憲法的規定；全國人大制定香港基本法，規定特區實行的各項制度和政策，這也是根據憲法的規定；香港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可以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選舉全國人大代表參加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工作，同樣是根據憲法的規定。憲法是基本法的依據，結合憲法來理解基本法的各項規定，對於全國準確地把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至關重要的。
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全面執行基本法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 高祀仁
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同志們：
今天，我很高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香港廳，參加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布14周年的座談會。基本法把「一國兩制」從科學構想變成生動現實，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奠定了堅實基礎。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就要求我們全面準確地理解基本法，不折不扣地執行基本法。
首先，「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通過基本法得以體現和落實。鄧小平同志指出，「中國可以在一個國家的前提下實行兩種制度」。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的規定，即「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就體現了「一國」是「兩制」的前提這一重要原則。
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全國人大有權「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基本法就是全國人大制定的一部全國性法律。它對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作了明確規定，就落實了中央對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創制權和決定權。這是基於「一國」的前提和基礎，中央所擁有的不容質疑和挑戰的權力。
對於「一國」前提下的「兩制」，也不能等量齊觀。因為「整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十三億中國人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沒有香港長期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改變了國家的這個主體，「香港的繁榮穩定也會吹的」。任何人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任何外國和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都是我們堅決反對的。這也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
香港的穩定繁榮從來都是與國家的發展強大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香港回歸以來的實踐證明，有了偉大祖國這個堅強後盾，香港就能夠不斷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人們記得，香港特區剛剛誕生不久，就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的猛烈衝擊。特區政府果斷應對，並採取了一系列保持金融市場穩定的措施。這些舉措之所以奏效，中央政府決定人民幣不貶值是至為重要的。人們也看到，香港經濟面臨嚴重困難之際，國家幫助香港特區很快與內地簽署了「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協議，有力地促進了香港經濟的復甦和發展。國家對香港經濟發展具有的重要作用，得到香港各界的普遍認同。
其次，「港人治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通過基本法得以實現。鄧小平同志指出，「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他還提出了愛國者的三個標準。不能說「愛國者治港」在基本法中找不到依據。基本法不僅規定了治港者的資格，也規定了治港者的主體必須是愛國者。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以及立法會絕大多數議員，必須是「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而且只要是治港者，他們都「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在這裏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一全稱，，就是要強調「愛國」」與「愛港」是統一的。基本法還規定，香港特區應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這既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也是治港者實踐上述誓言的神聖職責。已經站在和準備加入治港者行列的人士，依法履行這項職責，天經地義。
第三，「高度自治」源自中央授權，也是通過基本法規定的。在我國這個單一制國家，香港特區享有的高度自治不是其自身固有的，而是中央授予的。基本法規定，全國人大授權香港特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中央在授予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的同時，也保留了必要的監督權和干預權。如基本法在授予特區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的同時，又規定：行政長官須執行中央就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特區制定的法律須報中央備案，對其中不符合基本法有關規定的，中央有權發回；特區法院對國家行為無管轄權，等等。香港也沒有所謂「剩餘權力」，基本法沒有授予特區的權力，仍在中央手中。由此可見，高度自治絕不是「完全自治」。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高度自治的限度，就是在基本法的框架之內。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為廣大港人行使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提供了空前廣闊的空間。香港特區應當實行怎樣的民主制度，鄧小平同志曾請基本法草委們「坐到一塊深思熟慮地想一下」。他說，「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他還說，普選不一定能選出愛國愛港的治港者。當前，香港社會正就特區的政制發展進行熱烈的討論。我認為，香港各界重溫鄧小平同志的這些重要講話，坐下來深思熟慮地想一下這個問題，正當其時。只要大家從保持和發展香港的繁榮穩定出發，著眼於國家和香港的整體利益，心平氣和地展開理性討論，對加深理解和正確實施基本法，無疑是大有裨益的。我始終相信，作為「一國兩制」這一偉大構想的法律體現，基本法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只要我們全面準確地理解「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香港就一定會有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謝謝大家！
基本法確定了行政主導型政治體制
香港特區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瑞安集團有限公司副主席 王英偉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由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區域組織及公務員六個主體所組成，所以政治體制改革，必須以整個體制中各組成部分的配搭作考慮，只側重其中一兩方面的改革而忽略其對整個體制所引起的影響，極有可能破壞原設計的本意，甚至會造成社會不穩定。任何政改方案應以社會穩定發展及完善體制中各組成部分的配搭為目的。
香港特區《基本法》第48、62條賦予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決定、制定並執行政府政策的主導權，但亦明確指出其需要向立法會負責、定期作施政報告，接受監察。這規定體現了行政和立法之間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的關係。
基本法吸收了原有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繼續採用了行政主導型的體制。一是，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與中央人民政府的關係中，行政長官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行政長官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並負責執行基本法。二是，行政長官在特別行政區政府中處於首長地位。行政長官領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決定政府政策和發布行政命令，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公職人員。三是，行政長官在立法程序中處於重要地位。行政長官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公布法律。行政長官如認為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整體利益，可將法案發回重議。四是，行政長官在司法方面也有重要作用。行政長官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級法院法官。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由行政長官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姬鵬飛主任90年在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說明：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既保持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便為香港的政改定下方向及步伐。
保持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
姬鵬飛主任所指行之有效的部分，在《基本法》中都有論述，而其中經常被忽略的有：
●《基本法》第65條「原由行政機關設立諮詢組織的制度繼續保留」及
●《基本法》第100、103條保留公務員制度
這兩方面的規定亦正是行政主導政治體制的兩大支柱。在這體制內，行政機關掌管制定政策所需的資訊、諮詢組織及區域組織等掌握民意的渠道，並負責制定執行及管理政策，造成行政主導的政局；而立法機關則起監察的作用。我除了在八十年代直接參與《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工作外，更是前香港政府的高級公務員，曾主管地區和政策制定的工作。當年在各地區當民政專員時，最重視與各地方組織及諮詢架構直接聯繫及溝通，好使港府在制定及執行政策時能吸納各方意見，謀求公眾的共識。
由此可見，諮詢組織在行政主導體制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制訂政策時吸納政制外的人（甚至反對派）的意見，增加政策的代表性及社會的認受性，確保推行的政策能兼顧各方的利益及與大部分民眾的訴求一致，這是成功實行行政主導的要訣。無論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是如何產生，政策的制定是必須先作廣泛的諮詢，才應作定奪。2002年香港特區有6,000名社會人士獲委任在約500個諮詢及法定組織內代表各領導及地區的人士就政府政策發表意見。若能善用這些諮詢、吸納民意的渠道，可令行政及立法機關更了解民情，而不會各自對民意有不同的理解，這樣可使相互的關係既是互相制衡，但不互相羈絆，對香港社會的穩定發展，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適合香港情況
《基本法》第45、68條訂明，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最終目標是由普選產生，姬鵬飛主任指出辦法由附件規定比較靈活，「方便必要時作出修改」。可見起草基本法時，已預知政治體制必須與時並進並有可能需要完善、修改。其中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選舉辦法是當時可預見在適當時候需作出修改的地方，但《基本法》亦明言修改必須是根據實際情況循序漸進。
香港及海外有輿論認為去年七月港人上街遊行，以及區議會選舉投票率上升，都顯出香港市民政治意識的提高、對政改的渴求，港人已準備好進行普選。但7•1遊行人士的訴求千絲萬縷，並不都是政治因素；市民政治成熟度亦不應單以投票率的高低作為指標。有關政改的討論應更多關注如何能在行政主導的原則下，產生出能幫助香港穩定發展的行政長官及立法會。
香港回歸以來，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施政有很高的期望，這也表明落實行政主導體制的重要性。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討論，應當充分考慮到以什麼方式產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才能更好地落實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體制。要讓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士有公平的機會發表他們的見解和訴求，但只有在落實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體制的基礎上，這種討論才能達成共識，才能使政制發展適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基本法與香港的民主進程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 陳弘毅
主席、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天非常高興、非常榮幸有機會參加這次座談，聆聽各位的意見。「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創舉，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一門新的學問，我在這方面沒有很深的研究，今天可算是班門弄斧，但願能拋磚引玉，請大家多指教。
我準備談的題目是基本法與香港的民主進程。正如法治和人權一樣，民主是現代政治文明所確立的偉大理想之一，是很多不同民族和國家在現代史中追求的價值目標。歷史告訴我們，在任何一個社會和文化中，民主的發展總有一個過程，很難「一蹴而就」；在某一個歷史階段，一個社會的民主發展水平受制於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條件，社會的實際情況如果改變，它的政治體制便需要作出適當的改革，以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
香港在1842年被英國佔領，直至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定為止，實行的是殖民地的政治體制，權力集中於英國任命的總督，立法局的所有議員（包括官守和非官守議員）均為港督任命。起初並沒有華人的議員，直至1880年，伍廷芳獲委為首位華人議員。但在香港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殖民地史中，從來沒有華人出任過總督。1984年香港進入準備回歸的過渡時期，1985年，立法局開始開放部分議席由間接選舉和功能組別選舉產生；1991年，立法局部分議席開始由直接選舉產生。
1990年4月，起草歷時四年零八個月、進行了兩上兩下的廣泛諮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終於由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在向全國人大的說明中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既保持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
基本法因應香港獨特的歷史和社會情況而建立的民主制度既不同於我國內地實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香港不是一個國家或獨立的政治實體，而香港的民主發展起步比較晚，累積的經驗有限，正如蕭蔚雲教授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不是議會制、總統制、（原有的）總督制和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而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下的、適合於香港情況的民主的地方政治體制」。
根據基本法和相關的人大決定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行政長官由具有廣泛代表性的400人的推選委員會選舉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二屆行政長官由在香港按界別選舉產生的800人的選舉委員會產生，由中央任命。基本法第45條更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普選產生的目標。
至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則由以直接選舉、間接選舉並存的混合模式選舉產生，正如王叔文教授指出，這樣的設計可容許社會各階層的代表通過不同的渠道進入立法會，參與政治，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基本法第68條規定，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從基本法附件二中，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民主發展過程的一方面：在第一至第三屆立法會的構成中，由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的比例由全體議員的33%增加至40%，再增加至50%。也就是說，在今年9月第三屆香港立法會的選舉中，由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的比例和數目都會增至香港開埠以來史無前例的水平。
民主政治在香港的發展是一個過程，而基本法便是這個過程的基礎和保證。民主的發展需要一些條件，其中包括法治的制度、人權的保障和權力的制衡。在這三方面，基本法都設有相當完善的規定和制度。在法治方面，基本法延續了香港原有的普通法傳統，保證司法獨立和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在人權方面，基本法對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賦予多層次的保障，包括保證國際人權公約在香港的實施。在權力制衡方面，基本法因應香港的獨特情況建立了行政主導、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以及司法獨立的政治體制。此外，基本法所肯定的諮詢組織和區域組織（包括香港各區區議會）也是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的一部分。最後，應當指出，基本法所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也可理解為民主的體現。
總括來說，香港回歸祖國的歷程也就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過程，而基本法便是這個過程的基礎和保證。自從香港在八十年代踏入過渡期以來，民主的意識在香港不斷成長，民主的實踐也不斷在累積經驗。1997年回歸後，英人治港變為港人治港，香港的民主更進一步。正如許崇德教授指出：「基本法設計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遵循逐步發展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的原則，直至最後達到全面和充分的民主制度，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全部由普選產生。」由此可見，基本法既建立了適應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又高瞻遠矚地為香港民主的發展設定了長遠目標，這些規定是合情合理的，也獲得了廣大香港市民的認同和支持。
基本法與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香港特區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華集團總裁 蔡冠深
眾所周知，香港是從一個小漁港，經過百多年發展，才成為一個經濟繁榮發展的國際大都會。香港的成功，除了背靠祖國大陸的優勢，還有賴於以下主要因素：資本主義自由經濟貿易體系、較健全的法制和獨立司法權、低稅制、經濟全球化發展以及擁有經濟管理人才。
基於香港歷史和現實情況的考慮，為了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鄧小平先生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以實現香港的和平順利回歸。基本法的制定，充分考慮到香港賴以成功的上述各項因素，並以法律形式，從政治體制上保障並發展了香港資本主義經濟。
一、香港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貿易體系
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經濟體制和政策作了規定，這些規定對於保障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機制的正常運行，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和自由貿易港的地位很有必要。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不實行外匯管制政策。港幣自由兌換。繼續開放外匯、黃金、證券、期貨等市場」及「保障資金的流動和進出口自由」；「保障金融企業和金融市場的經營自由」；確定港幣為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發行權在特區政府。在對外貿易方面基本法又規定，一切外來投資受法律保護；「保障貨物、無形財產和資本的流動自由」等。所以由回歸前到現在，香港一直都被美國傳統基金會、加拿大費雷澤學會及五十多家國際研究所選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所以說，基本法確保了香港自由經濟貿易體系不變，極為有利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另外，落實基本法，加上香港國際級的金融及市場推廣經驗，充分配合了內地急速的經濟發展，取得較大成績。
二、香港的較健全的法制和獨立司法權
香港是個法治社會，有較健全的法制和獨立司法權，這是吸引海外投資者來香港的重大因素。基本法總則清楚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特區政府基本保留了香港原有的司法體制，並沿用英國的普通法制度，這些都受到基本法的認可，極大維護了外來投資者對香港執行合約承諾和依法解決商業糾紛的信心，有助香港繼續成為國際仲裁中心。另外，基本法更要香港特別行政區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以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鼓勵各項投資、技術進步並開發新興產業」，並承諾「企業所有權和外來投資均受法律保護」。由此可見，基本法不但保留了香港原有受推崇的法律環境，還加強了對企業和外來投資者的法律保障，終審權更是香港在回歸後才擁有的。所以，基本法從法制上大大地保障和促進了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三、香港的低稅制
根據基本法規定，香港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這是對香港經濟極大的支持。香港稅制簡單，除了吸引各國投資者外，更令香港多年來享有「購物天堂」的稱號。
香港本地及外國公司需繳交的利得稅率低至百分之十七點五，沒有資本增值稅，對股息及利息亦無預扣稅，物業稅也很低，這都是對專才和投資者一大吸引。基本法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香港不徵收關稅，確保自由港地位；香港為單獨的關稅地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WTO等等，這一切充分說明基本法保證了香港繼續實行低稅制及其它優惠稅收政策，極大地促進和保護了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四、香港的經濟全球化發展
香港自開埠以來，經濟發展一直是開放型、包容性的。二戰以後，特別是近三四十年的發展，香港更是面向國際，定位於全球化。這些年來，祖國的開放改革政策實施，香港以背靠祖國大陸的優勢，全球化定位更加明顯。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不可逆轉，香港優勢顯而易見，香港利用她長年積累的國際網絡，更有力地促進、支持了祖國的對外開放，同時也使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有了更飛躍的發展。
香港回歸祖國，但仍保持其建立起的國際地位，實有賴基本法強調的「一國兩制」的方針。基本法承認中文和英文同享正式語文地位，香港跨國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因「五十年不變」的承諾而保留，而這些承諾，對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是十分重要的。
五、香港的經濟管理人才
香港是一個人才薈萃的地方，資本主義經濟管理人才，特別是國際金融管理人才眾多，水準之高，全球矚目。香港之所以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與有人才是分不開的，他們熟悉資本主義經濟管理的各種規則，為香港的成功做出了貢獻。香港除了本土培養的人才外，香港又正由於她的成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優秀人才來港。基本法明確宣示「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對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賦予了多層次的保障，特別是人們關心的言論、新聞、集會、宗教信仰等自由，出入境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等等，基本法都作了規定。有關香港居民的權利、自由和義務的規定，也都是按「一國兩制」的原則，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制定的。安居才能樂業，所以說，基本法這些涉及個人權益的有關規定對穩定人心，留住人才，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位於祖國東南，擁有天然的深水海港，一直是世界各地貨品的轉口港，也是進出中國大陸的門戶。祖國十多億人口，是全球最大的單一勞動資源和消費市場，香港也因而受惠。祖國開放25年來，香港在內地的直接投資，累積約2226億美元，佔整個外資投資總額近45％。
而香港的轉口貿易約95％來自內地，或以內地為目的地。所以內地和香港在各方面，尤其是在經濟方面的合作關係現在比回歸前更密切。「內地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的簽署，令香港比世界貿易組織其他成員國更有優勢進入內地市場，而又不抵觸世貿的規定。香港取得驕人的經濟成就，都是和祖國的支持分不開的。
綜上所述，基本法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給予香港繼續享有資本主義的自由、人權和法治，香港市民既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還能受惠於「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成為眾多跨國企業的亞洲樞紐。因此，我堅信：基本法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和國際大都會的地位才得以保持，香港資本主義經濟才能不斷向前發展、繁榮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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