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4-10] 人物紀事：名家之後 何以為繼？ 放大圖片
大樹之下，往往寸草不生，後來者唯有另闢蹊徑了。
葉兆言
新時期文學開始階段，文學水準雖然粗糙，卻很像歷史上的初唐，這是個生機勃勃的時代，孕育著大量機會。高曉聲和汪曾祺能夠復出文壇，叱咤風雲，顯然與時代有關，早不行，晚也不行。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好端端一個中國當代文壇，為甚麼很快從初唐，進入了暮氣沉沉的晚唐，沒有盛唐，甚至沒有中唐。從王楊盧駱的欣欣向榮，一下子到了李商隱和杜牧的年代，這種太快的過渡，讓人匪夷所思，讓人目瞪口呆。
豐富了一代作家
我忘不了汪曾祺講述的「文革」中被江青接見的故事。他敘述的時候，先是平靜，繼而苦笑，最後忍不住感歎。這是他一生最戲劇性的一面，後來，他用典型的汪氏簡潔文筆，將這段故事寫下來寄給我，如果說我不長的編輯生涯中，還編過一些好稿子，這篇文章應該名列榜首。二○○○年初冬，汪曾祺的老家為他建紀念館，徵集留言，我寫了幾句話：汪先生的才華舉世公認，即使文革那樣的背景，也出類拔萃。假如沒有被打成右派，沒有文化大革命，沒有政治運動，汪先生一定會取得更大成就。好在歷史終於給他最後機會，汪先生豐富了新時期文學，影響了一代作家。求仁得仁，這是人間的第一等快事。功遂身謝，名由實美，汪先生仰首伸眉，笑傲文壇顧盼自雄。
寫了這段文字以後，我知道自己以後一定還會再寫些甚麼。早在一九四六年，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沈從文先生很有激情地說起當時最好的青年作家，是剛在《文藝復興》上發表小說的汪曾祺。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七二年，沈先生給巴金夫人蕭珊寫信，又描述了汪曾祺當時的形象，說他現在已成了名人，頭髮也開始花白，「初步見出發福的首長樣子，我已不易認識」，這「不易」兩個字很耐咀嚼，然後筆鋒一轉，說「後來看到腰邊的帆布挎包，才覺悟不是首長」。生薑自然老的辣，沈先生是甚麼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到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巴金老了，沈從文老了，寫小說已沒有那個精力。待從頭，收拾舊河山的光榮任務，天降大任落到汪曾祺和高曉聲這一代人身上。一個人真沒有機會，呼天天不應，求地地不聽，但是機會一旦出現，就只能屬於有充分準備的人。聰明過人的高曉聲登場了，才華過人的汪曾祺也登場了。當我們仰天長歎，對剝奪巴金和沈從文寫作權利的那個時代，表示切齒痛恨之際，不得不慶幸後面一代人的運氣太好，他們苦盡甘來，終於在最後抓住機遇。
「異秉」不可求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照古時人。凡是讀過《異秉》的人，都免不了去想，去思索，琢磨小說中王二的「異秉」究竟在甚麼地方。汪曾祺借王二之口，幽了一默，說他的奇異之處，只是「大小解分清」。甚麼叫大小解分清，王二進一步解釋說：
我解手時，總是先解小手，後解大手。這是王二隨手扔的一塊香蕉皮，頓時很多人中計，滑了一個大跟頭，小說結尾時，廁所裏已人滿為患，大家都去搶佔茅坑，研究自己是否有「異秉」。我喋喋不休提起《異秉》，喜歡這篇小說之外，更覺得可以用它說事。無論高曉聲的聰明，還是汪曾祺的才華，都十分難得，這些東西本身就是異秉，是鏡中花，是水底月，無跡可尋，可遇不可求。
後人如果不明白，希望通過模仿，學些聰明和才華的皮毛，駕輕車走熟路，野心勃勃到文壇上去闖蕩，去撈些甚麼，注定只能鎩羽而歸。高曉聲和汪曾祺獲得了應有地位，後來作家如果不能從他們的樹蔭中走出來，不另闢蹊徑，不披肝瀝膽，文學的前景就沒甚麼樂觀。換句話說，當代文學如果不夠繁華，是否與太多的聰明和才華有關。
（記汪曾祺 八之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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