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5-15] 聊天室：從《閱讀》開始

祝　勇

　舒蕪先生在《「文革」中讀列寧》一文中回憶，他在「文革」中無事可做，「以待罪之身，只能小心翼翼地埋頭讀書」。如是說來，除了階級鬥爭以外，「文革」還有其風雅的一面，那就是逼人讀書，尤其對於政治上不受重用的知識分子來說。當然，「書」的所指與今略有不同，當時的「書」，除馬列經典，就只剩下充當階級鬥爭活教材的先秦諸子和四大名著。這讓我們看到了「文革」的二律背反—它一方面把讀書視為洪水猛獸，千方百計地加以阻止；另一方面，又極力進行強制性閱讀。

　在剝奪了敵人手中的利器以後，這種文化對抗算不上公平。即使如此，在當時被指定閱讀的讀物中，舒蕪照例「讀出不利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結果」來。這篇文章說明了一個道理，把書與人放在一起，會產生不確定的結果。進行強制性閱讀的人大都低估閱讀者的創造性，當然也有例外，比如中世紀教會曾經禁止將《聖經》普及到人民中去，以及造反派曾阻止思想犯王申酉讀馬列以防止其「系統地批判馬列」，都不能說他們沒有先見之明。

顯示個體差異

　即使在血雨腥風的年代，閱讀也是一項不受制約的活動。具象的頭顱和隱形的思想，成為它的庇護所。我們看到叢生的道路以一本書為圓心四處蔓延，人們通過閱讀揀選思想的路徑。沒有一件事情比閱讀更能顯示人的個體差異，即使在讀物被空前規範化的前提下，這種差異也同樣清晰地顯現。在文官們傳遞的口令之外，道路和終點竟然如此大相逕庭。在統一指揮下進行的閱讀實際上取消了書籍存在的價值，「語錄本」就是這樣走進了死胡同。相反，閱讀差異會使一部著作永遠不被拋棄，古今中外的閱讀史無不苦口婆心地證明了這一點。如果有一門閱讀考古學，那麼，就應當有學者對這種閱讀差異進行測量和研究，根據曲線的姿態和走向判斷思想環境的常態與變態——差異越大，就越顯示閱讀活動的正常，因為它使頭腦受到尊重，智慧也不再顯得多餘和卑微。

　由此我們得知，閱讀與出版分屬兩種不同的學科。出版只涉及意識形態的表象，而閱讀則能顯示時代思想的真實內核——那些可以說出，也可以不說的部分。但它真實地發揮著作用，它比那些措辭嚴厲的三令五申更有效地決定了歷史和個人的去處，但如同一切神秘的科學定律，它從不聲張，只有敏感的人才能察覺它的存在。我們把思想史看得過於偉大，是因為我們忘記了嘈雜的閱讀聲中那些彌足珍貴的懷疑和抵抗，只是後者很少發言，它們在言論史中不佔主要席位，它們以思維的形式不動聲色地顯露自身的價值。

閱讀超越文本

　作為愚弄行動的一部分，寫作與出版變得越來越鄭重其事，這增加了閱讀的趣味性。越是確定無疑的結論，就越容易受到挑戰；越是味同嚼蠟的膚淺宣教，閱讀過程就越是有趣，因為它們促成了智者與傻B之間某種類似於貓與老鼠的遊戲。在此，我不得不強調一下，閱讀的重要性超過文本的重要性。文本是結束，而閱讀則是開始。

　鑒於目前的閱讀讀物大都死板僵化，面目可憎，不能顯示閱讀作為一種遊戲或曰歷險的生動之處，編一種有趣的閱讀讀物的想法由來已久。前不久張寧兄談此議題，便一拍即合，說幹就幹，不及一月，即編成第一輯，當然，這其中還得感謝許暉兄的多方約稿，以及愛知堂文化傳播公司的鼎力相助。但事物在此再度顯現出它的兩面性，當我面對這一輯書稿的時候，我發現不確定的閱讀又被淪為確定的文本，這是閱讀的宿命嗎？我想不是，因為我看到對《閱讀》的閱讀正在躍躍欲試，這是一個看不見的邏輯鏈條，而《閱讀》則在這永不終止的循環中，透露了一點有關閱讀的內部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