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6-11] 構築共同的平台

周八駿

　目前，香港社會主流意見由經濟政治都偏重「兩制」，向經濟講「一國」但政治繼續講「兩制」轉變。但最終要轉變到「兩制」在政治上也以「一國」為前提和基礎。這是一個歡欣與痛苦相交織的過程。為使這一不可逆轉也無可抗拒的歷史進程盡可能減少曲折，國家主體和香港需要一起來構築「兩制」在「一國」之內的共同平台。

　為什麼香港特別行政區最初五年關於「一國兩制」的主流意見是經濟政治都偏重「兩制」而忽略「一國」？第一，為實現平穩過渡以維持香港繁榮穩定，九七回歸貫徹了最小變動原則；第二，中央嚴格恪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甚至嚴格限制內地人員訪港或途經香港；第三，英國逾一個半世紀的管治，不僅為香港建立了既跟中國主體分離的經濟政治制度，而且形成不容低估的傳統和習慣；第四，香港相當一部分居民有恐共或疑共心理，竭力維護香港固有制度和傳統的純潔性和傳承性；第五，亞洲金融危機這一外部打擊，在相當程度上掩蓋了香港內部以及香港與國家主體的矛盾。即便如此，香港特區最初五年還是發生一、二件事情暴露了「兩制」在「一國」之內的深刻矛盾，反映香港這一制不可能在約1,100平方公里和680萬人口中孤立地生存和演變。

香港在經濟上開始講「一國」

　2000年，香港經濟克服亞洲金融危機沉重打擊而呈現強勁復甦。但是翌年，經濟形勢再度逆轉，顯示經濟轉型陷入困境。與此同時，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成為全球矚目的最大投資熱土和最大單一市場。香港所面對的，既是可能被邊緣化的挑戰，又是率先投入內地大市場以實現經濟轉型的機遇。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後者，主動要求中央簽訂CEPA。中央支持香港，2003年6月簽訂了CEPA，7月以來數度擴大內地居民個人遊，及時幫助香港經濟復甦。

走向全面回歸是長時間過程

　如此背景下，香港社會主流意見由經濟政治都偏重「兩制」，向經濟講「一國」但政治繼續講「兩制」轉變。這是一個歡欣與痛苦相交織的過程。CEPA簽署緊接七一遊行，如此吊詭的現象正是這一轉變過程進入質變階段的強烈折射。經過七一遊行集體洗禮，香港社會普遍接受了經濟上河水與井水的界限趨於模糊的現實，但不少人是不情願的。第二屆區議會選舉將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中政治與經濟的背馳推向了極端。

　有人曾把香港回歸比喻為長期分離的遊子與母親團聚。若真是長期外出的遊子，其回家必定是地理距離的消除，有實際感覺。然而，香港的回歸不僅沒有空間感覺，而且由於香港固有制度借助傳統和習慣的力量顯得非常堅強，以致由主權回歸走向全面回歸是一個需要較長時間的過程。為使這一不可逆轉也無可抗拒的歷史進程盡可能減少曲折，國家主體和香港需要一起來構築「兩制」在「一國」之內的共同平台。

「一國兩制」平台的三方面

　構築「一國兩制」的共同平台，大致包括三方面。一是利益層面，愈益緊密的經濟聯繫促進香港與內地共同發展、互惠互利。二是感情層面，愈益密切的人員交往促進香港居民與內地同胞相互了解，增強中華兒女血濃於水的手足之情。三是文化層面，香港的中國籍居民對語言和傳統文化已有堅定的認同，還需要確立對國旗、國歌以及國家現實文化的理解和認同，同時，維護和發揚香港文化的中西合璧特色。三方面相輔相成，推動香港永久性居民尤其中國公民普遍地確立新身分認同。

「一國」是「兩制」的前提

　中央重新發表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關於「一國兩制」的重要談話，提出必須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正是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最初6年半實踐的總結。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以及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是中央行使憲制權利和履行憲制責任，讓香港居民切實感受「兩制」在政治上也以「一國」為前提和基礎。

　今年6月3日簽署的《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定》，對於國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及內地9省區和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的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就香港而言，不僅有利於經濟轉型，而且有助於香港居民全面深入地體會和理解「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

　目前，香港社會嚴重分化，是去年七一遊行以來關於香港政治過渡的兩種前途的鬥爭進入最後階段的必然反映。拒中抗共勢力不甘心在政制發展上的失敗，力爭今年9月第三屆立法會選舉過半數或近半數議席來繼續與特區政府和中央對抗。他們製造名嘴封咪風波，竭力煽動恐共或疑共情緒，企圖營造類似於去年七一前的社會氛圍來重演數十萬人大遊行的社會情景。然而，無論立法會選舉結果如何，所能影響的不過是構築「一國兩制」共同平台的進度，改變不了其必然建成的目標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