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9-01] 文史爭鳴：對蔣慶讀經理念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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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讀經班」的孩子

王曉華

　蔣慶強調他選擇的誦經者是「蒙童」。「蒙童」自然需要啟蒙，啟蒙的教材就是他編選的《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可是誦本中的《易經》、《中庸》、《孟子》有許多高深之論，是「蒙童」所理解不了的。他認為理解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先接受：

　從小在心中埋下中國先賢義理之學的種子，長大成人後自然會明白中國歷代聖賢教人做事的道理，即懂得內聖外王、成己成物、知性知天的道理，從而固守之、踐履之、證成之，將聖賢的教誨融入自己生命成長的歷程，積極地去參與歷史文化的大創造，努力做到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蔣慶《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一味崇古　文化停滯

　這意味著「蒙童」們不僅在此刻要被聖賢學說單向地充塞，長大成人之後仍要「固守之、踐履之、證成之」。如此一來，誦經者的生命歷程豈不是被聖賢義理之學所預先決定了嗎？不是他將傳統整合為自己的精神資源，而是他被傳統所決定。這是來自傳統的決定論：在他決定讀經的剎那，其生命就成了聖賢義理之學的註解。這種對權威的單純信賴態度，無疑與現代教育理念背道而馳。它所造就的只能是培根所說的劇場假相，即人們「像著了魔一樣崇拜古代，崇拜哲學中偉大人物的權威」，其結果必然是使人心趨於頑固，令文化創造走向停滯。

　中國人用這種方法讀了兩千年經，所收穫的結果眾所周知，蔣慶等人在二十一世紀重提舊的讀法，當然也難以結出新的果實。現代的教育法與蔣慶所提倡的方法恰好相反，主張普遍懷疑和理性之思，所傳授的乃「我思故我在」這個人本學真理。與之相應，啟蒙也絕不是用聖賢之學充塞自己的心靈，而是個體「從他自己造成的監護中解放出來」，以便「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性」。作為現代人，讀經只能是批判性的，它的主導意向是讀經者對經典的懷疑、反思、揚棄而非相反。從這個角度看，蔣慶等人在如何讀經問題走錯了方向，他們固執的前現代立場在今天理應被否決。

狹隘排他　獨尊儒術

　如何讀經蘊涵著一個子問題：讀什麼經？蔣慶在《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前言中強調自家選本的正統性，即他所選擇的都是純正的聖賢義理之學。所謂純正，實即儒家文化的別名。他註解的15萬字經典，俱是儒家的代表作。中國歷史上其它的文化經典——如道家—則因為不符合他的正統標準而未能入選。名為《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卻只收儒家經典，本身就表現出狹隘的排他性。不知道這是否符合蔣慶所說的聖賢義理之學？如此不寬容的儒家中心主義立場真能引領中國文化走上復興之路嗎？倘若所有中國的兒童從小就形成了以一家學說為尊的立場，那麼，未來的中國該會是什麼樣子呢？意味深長的是，蔣慶為小學一年級學生提供的誦本是《孝經》和《詩經》。對於《詩經》的選擇，我無異議，但讓兒童剛受教育便讀《孝經》，卻是我不能不憂慮的。《孝經》第一章就說：

　身、體、發、膚，受之父母，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短短幾句，儒家文化的等級觀念和家族本位意識就已經顯露無遺。至於第五章所說的「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則有支撐專制主義的意味了。對於這樣一部把孝分為天子之孝、諸侯之孝、御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的書，現在的兒童能單純地相信乃至依賴嗎？教師在講授它時是否應該持懷疑、批評、揚棄的立場？答案恐怕不用我說吧！

讀經應有超越態度

　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在回到古希臘文化時，吸收了後者的理性主義、民主意識、科學精神而摒棄了其等級觀念，中國的文藝復興也不能走上復古、尊古、從古的道路。事實上，以超越的態度閱讀經典，不僅能發現其欠缺，還能使其內在的光明湧現出來。

　《孝經》中固然有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和家族本位思想，但其中「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第十五章）的執著精神完全可以吸收到現代民主文化語境中。如果教師在引導兒童誦經時，能著重解釋這類句子，中國的兒童就能夠在學習傳統文化的同時生成獨立自主精神，對傳統的接受就可以與現代人格的形成合為一體。這樣讀經，恐怕是任何自由主義者都不會反對的。

　中國人——包括中國兒童——是否應該讀經，這在今天看來幾乎是無須爭論的。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讀和讀什麼。蔣慶等人所主張的封閉的、非批判性的、獨尊儒家的讀經理念，與現代教育理念完全相悖，因而注定是行不通的。讀經運動既然是現代教育的一部分，就應順應現代教育的理念，將反思意識和批判精神融入其中。其目的也不應該是造就畢生註釋聖賢之說的舊式書生，而是具有「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的當代中國人。這才是讀經運動的正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