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20] 人物春秋：李銳:鏗鏘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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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研究專家李銳

周　實

　現在回想起來，第一次聽到李銳的名字，是在八十年代初期。那時，我在湖南日報，編輯湘江文學副刊。那時，我約二十六七歲，正在走向三十而立，心裡裝了不少憧憬。與我坐一個辦公室的是扁扁瘦瘦的向麓先生，右派改正後，回到報社的。稿子編完了，兩人就扯談，一個大，一個小，也算是休息。

　向麓斜靠在藤圍椅上，看上去像一個魯迅。扯起報社以前的故事，件件樁樁，令人感傷。於是，我就聽到了李銳。

寫社論不用稿子

　向麓講李銳，講得很生動，印象較深的主要有兩點。一是講他寫社論，根本不要稿子的。每天一上班，喊個人進來記。一句一句念下來，念完了就寫好了。二是講他兩口子，家常便飯是吵架，而且吵得很厲害。每次都要砸東西，砸得乒啷乓啷的，樓下都能聽得清。砸爛了，又買新的。我問他是哪個砸，他說當然是女的。他說李銳怕老婆。我當時的感受是：李銳這人是厲害，家裡吵成那個樣，還能寫社論，而且還不要稿子，全部裝在肚子裡，腦殼一定忒清晰。

《實錄》浮出水面

　第二次遇李銳，是1988年，是因《廬山會議實錄》。那時，我已在《芙蓉》，是編輯部的副主任，已過三十而立了。一天，我去朱正家，朱正告訴我，有個好稿子，就看我敢不敢發了。我說你把我看一看，有什麼不敢發的呢？朱正神神秘秘地拿出厚厚一搭子。我一看稿名，一看作者名，心就怦怦跳起來。我說你給我一晚上，讓我拿回去看一看。第二天，我告訴他，《芙蓉》決定用，馬上就發排，一次發一半，分兩次發完。沒想到，剛下廠，就接到了一封信。信是當時的出版局長李冰封先生寫給我的。意思是從大局考慮，不要發表這部稿子。原因是《芙蓉》若先發了，可能引起過敏反應，影響書的正常出版。事情既然是這樣，冰封先生又是上級，我的心裡再不願意，也只能夠聽他的了。此事至今想起來，還是覺得很遺憾。《芙蓉》當時很不錯，若是發了這稿子，影響一定會更大。此書第一版，即是那一年由北京的春秋出版社與湖南的教育出版社聯合推出的，不過卻是內部發行，影響自然也就有限。1994年，重新增訂後，李銳先生交給了河南人民出版社，這次是公開發行的，反響自然非常大。目前，聽說又增訂了，依舊是由河南出版。

　《廬山會議實錄》一書，是李銳先生對歷史的貢獻，是李銳先生對中國的貢獻，怎麼說都不為過的。再次相遇李銳先生，是他的《〈苦瓜的味道〉前記》，那時我是在《書屋》了。《書屋》創刊不久，稿子是四益兄轉來的。這篇前記雖然不長，內容卻是非常豐富，寫了他從文的歷史和態度。文中引了一首舊詩，是他為紀念鄧拓寫的：「文章自古多奇獄，思想從來要自由；莫道三家村事了，須防棍子不甘休。」接著，他還闡述道：「現在雖非棍子天下，但棍子還是到處都有的，不過新舊粗細不同。」面對這些不同的棍子，他的態度是：「還是敝帚自珍的。我的自珍就在，生平為文，不說空話套話，總還是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的；也就是說，我是一個務實的人，好說真話的人，如此而已。」

反省文革防左傾

　此後，他給《書屋》的稿子，就是自己直寄了。每次寄稿寫上兩句，總是鼓勵，總是打氣。比如：「《書屋》辦得很好，在閉塞的湖南，很是難得（1997年10月5日）。」比如：「你們的刊物越辦越好，值得祝賀（2000年5月5日）。」在我主編《書屋》的期間，自然想多發他的稿子，但他只給了五篇文章。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這個人，歷來知道世事艱難（《〈苦瓜的味道〉前記》）。」五篇文章，各有千秋，始終貫穿著一條主線，那就是防「左」。

　2000年元月初，我去北京發行《書屋》，正好碰上一次聚會，地點是在朝陽公園一個名叫戛納的酒吧。那次聚會很是盛大，著名學者到的不少。主持人是沈公昌文。李銳先生也參加了。休息的時候，李銳先生叫南央把我喊到跟前，對我說道：「《書屋》很好，但你要保護自己了！」我問他：「如何保護呢？你保護了自己嗎？」我倆的眼睛對望著，互相再也沒說話。這時，會又開始了。很多時候，做人，做事，真的沒有一點辦法。要麼這樣，要麼那樣，必須做出一種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