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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18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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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18] 人物春秋:杜甫並非虛妄與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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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敏之

郭老評價有今昔之別

 今年十月遊成都,仍抱著虔誠的思想感情重到杜甫草堂瞻仰偉大詩人杜甫的塑像。在楹聯上,郭沫若所題的楹聯:「世上瘡痍,民間疾苦,詩中聖哲,筆底波瀾」仍赫然在目,可是對郭老評杜甫今昔之別,不由得付之慨嘆了!

 郭老今昔之別起於什麼原因呢?起於十年「文革」期間,他以《李白與杜甫》一部著述於一九七一年問世,書中揚李抑杜,一反他題於杜甫草堂楹聯概括杜甫生平事跡的評價,曾引起文學界、史學界的非議。認為他看到毛澤東談詩時表示喜歡三李的詩(指李白、李賀、李商隱),對杜詩頗有微詞,因而以唯上的思想,以逢迎之態寫下了《李白與杜甫》的。

今是昨非?有待考證

 這件文史舊聞,雖然已過去三十年,但最近有周國平以《歲月與性情.我的心靈自傳》一書,敘述與郭老通信的往事,提到《李白與杜甫》,於分析中頗有維護郭老對抑杜已感悟「成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周國平認為這是郭老晚年的「真實心境」。

 郭老真的是「覺今是而昨非」嗎?有待史家的考證。

 如就郭老抑杜的言論看,他曾對杜甫在詩言志中「每飯不忘君」、「自比稷與契」、「致君堯舜上,要使風俗淳」……譏為虛妄,譏為矯情,是曲學阿世之筆,是唯上是從的表現,對杜甫是不公平的,直到今天,仍有辯解的必要。

 為什麼說是不公平呢?可重溫杜甫寫的著名排律長詩:《北征》和《自京赴奉先縣�〡h五百字》,這是描述從玄宗、肅宗、代宗三朝有關政治、經濟、軍事、人民生活的重大問題,因此清代浦起龍提過這樣的看法:「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讀杜心解》)杜甫在兩長詩中怎樣寫三朝之事呢?他以抒情、敘事、紀行、說理、對社會矛盾的揭露,也宣示自己的政治抱負,更傾訴了國家與人民的災難……。傳誦千古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出自長詩。還有「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深情,也曾「自比稷與契」,更想「致君堯舜上,要使風俗淳」的希望能夠實現。

 杜甫的長篇排律,深刻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後二十多年的社會全貌,也生動地記述了他半生所走過的路程。

理想失落惹來懷疑

 可是,被譽為「聖哲」的杜甫,只因自比稷契、懷有「致君堯舜上」的宏願,就受到郭老的譏彈,認為是矯情、虛妄的表現。事實當然是杜甫並未能實踐他的宏願,就落得被貶抑了。

 對杜甫這樣的貶抑,恰當嗎?這是不公允的。

 中國數千年的歷史,是封建制度統治的歷史,凡是讀書人(也就是知識分子)要想求得出路,施展抱負,是必須寒窗之下埋首窮經,投身於應試,希冀名登金榜,然後以所懷經綸也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經典作依據,幹一番事業的。杜甫於天寶六年在長安參加過憑文學藝術一技之長的考試,卻被李林甫陰謀破壞了,凡參試的人無一人當選。後杜甫只能以獻三大賦於玄宗,求取一個官職,但也無下文。直到投詩權貴,推薦為右衛率府冑曹參軍的小官,已是安史發動叛亂前夕了。此後他就在亂離中一度任右拾遺。談不上具有致君堯舜的權位,最後只能取得千載以還讀其詩「知其人」、「論其世」,而具「詩史」的偉大影響而告終。

 杜甫的「致君堯舜上,要使風俗淳」是徒托空言了,這是杜甫願犯的虛妄、誇張之過嗎?當然不是。而是時代背景令他無權無勢難有作為以抱恨終生。

 自古以來,懷才難逞,理想與現實相悖的士子不知有多少。當然也有「志大才疏」之輩表現為狂妄欺世。而杜甫,就其一生的遭遇看,是不應譏責他「致君堯舜上」的落空為虛妄,是不可枉誣古人的。

 其實,杜甫之哀諸葛亮:「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也可看作杜甫之哀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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