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2-21] 人物春秋：敏銳翻譯家施咸榮 放大圖片
李景端
施咸榮（1927－1993），生前曾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英文編輯，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他一生翻譯了《土生子》、《斯巴達克思》、《屠場》、《等待果陀》、《麥田裡的守望者》、《窮人、富人》、《戰爭風雲》（合譯）等譯作四十多種、數百萬字；發表有關英美文化的文章六十餘篇，對介紹當代西方文化特別是當代美國文學，曾作出較突出的貢獻。去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施咸榮翻譯學術研討會」上，與會翻譯家談了施咸榮在文學翻譯中多方面的成就，但我認為，從促進我國對外開放來看，施咸榮最值得人們懷念的，正是他在翻譯選材上的獨到眼光，而這又植根於他觀察世界文化的思想敏銳性。
《麥田裏的守望者》內部發行
六十年代初期，要求少數出版社翻譯出版西方重要著作內部發行。因這批書封面均為黃色，後通稱「黃皮書」。施咸榮也承擔了選擇翻譯「黃皮書」的任務。他平時很注意學習，經常上北京圖書館借書看書，對英美當代的社會和文化情況比較了解。儘管1962年我國還處在國民經濟困難時期，一般人對美國的認識，大多仍停留在「紙老虎」的印象，但施咸榮似乎預感到，中西方文化隔絕的狀態是不可能持久的，有必要讓領導和更多的人了解今天真實的美國。
於是他首先選擇翻譯當時美國很有影響的小說《麥田裏的守望者》。它描寫美國一批有反叛思想的年輕人，厭惡舊的傳統，對現實格格不入，對未來又缺乏信心，於是出現了各種反叛、出格的行為。選擇翻譯這樣的作品，這在當時是需要些勇氣的。
1963年出版後，由於是內部發行，加上這部作品的價值那時尚未被人所知，因此影響不大。直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該書得以公開發行以後，才真正受到關注乃至益發受寵。經受長期禁錮，特別是曾被「文革」中的「否定一切」毒害過的年輕一代，對傳統也產生過懷疑，他們從閱讀這本書當中，仿佛獲得了某種宣泄的機會。儘管有疑問、有爭論，但對許多讀者的思想都有所觸動。正如有的評論文章說，對美國青年那股思潮的演變趨勢，讀後至少有一種警示的作用。記得1983年施咸榮在蘇州開會，有次我問他為甚麼想起譯這本書，他說，戰後年輕人反叛思想是股世界性潮流，中國也會受影響，翻譯這本書，就是希望中國讀者有批判地看待這種社會現象。歷史證明施咸榮翻譯這本書是成功的，這當中即使存在甚麼偶然的因素，都難以否定當年他翻譯眼光的敏銳性。
顯現成熟理性軌跡
如果說施咸榮翻譯《麥田裡的守望者》，多少還帶有試探的成分，那麼，翻譯荒誕派戲劇《等待果陀》，那就顯示他在譯介西方現代派作品上，有了更多理性的考慮。
和《麥田裡的守望者》情況一樣，《等待果陀》一書也是改革開放以後才引人注目的。在那個年代，曾經飽受著左思潮的毒害，特別是經歷了「文革」造成的破壞的人們，迫切地等待和期望撥亂反正。這部作品正好適應了讀者求變的心理。讀者對「果陀」，可以有種種遐想，也會有很多期盼，而這種追求，無異就是一種開拓一種動力，促使人們去著力改革，加快開放。所以，它不僅對戲劇改革起了推動作用，而且在促進思想解放上也產生了有益的影響。後來北京、上海出現一批先鋒舞台劇，就是這種思想解放的結果。施咸榮沒有留下甚麼材料解釋他翻譯《等待果陀》的動機，但僅從他那麼早就能選擇翻譯眼光是值得稱許的。
嚴肅與通俗兼容
施咸榮翻譯思想的敏銳性，還表現在他對待西方通俗文化上面。對外開放以後，我國翻譯界曾有不少人，認為只能譯介西方有定論的古典名著，根本看不起並公開排斥外國通俗文學，直至1979年冬，發生過一位外國文學老前輩因看到出版偵探小說《尼羅河上的慘案》而向高層領導寫信「告狀」的事件。對此，施咸榮完全不以為然。他認為，隨著西方社會商業化和信息化程度的加強，人們閱讀的形式和要求也發生了變化，通俗文學正是適應這種變化的文學體裁，其中固然有低劣媚俗之作，但也不乏健康、反映現實的佳作，在西方讀者中有很大市場，因此不能一概排斥。
基於這個認識，他態度鮮明地為《譯林》雜誌介紹英美通俗文學出謀劃策；為《光明日報》出版社主編《當代英美通俗文學叢書》；還為漓江出版社主編上千萬字的《外國俗文庫》。
1988年他去美國做訪問學者前曾告訴我，他想去多搜集一些資料，計劃寫一部《美國通俗文化史》。可惜他過早辭世，此事竟成了他未竟的一樁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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