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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田 資深評論員
這次印尼和印度洋地震海嘯，緬甸初期也有死亡消息，後來不見報道，似是封鎖新聞。如果是這樣，緬甸自外於這浩劫，也自外於世界，好像從地球上消失。
約三十年前，世界上仍有很多地方如果出現天災人禍，總要封鎖新聞，不讓人知。中國的唐山大地震，為了不給敵人有可乘之機，也是秘而不宣，延誤了救災。
天災和人禍，在傳統的「前現代」社會，總是連繫在一起。對小農小商小資和卑官胥吏來說，統治者管人也管天，政治和管治就是包人、包天和包地。統治者背上「天」的責任，如果管不了天，就不能再管人，政治和管治便出現危機。這近乎傳統社會中，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某種文化默契，政治和管治便出現危機，便要換人做做看。即使二十世紀，仍常見天災導致權力轉移或重組政府。孟加拉約三十年前是東巴基斯坦，因救災不力，引發獨立運動，在印度介入下立國。
天災連繫人禍，其實也是一種中國傳統。一些現代民主國家和地方，仍有這種遺風，遇上天災和意外，即使不涉人為因素，有關的政治任命的官員，循例要下台，以示政治/道德負責，好像這樣子是把長久積壓的某種不平衡、某種莫名的扭曲和不正恢復過來，消除壓力和矛盾，重回自然和應然狀態，社會再開始出發，向前看。以前蔣經國的台灣，以及韓國，都有這個慣例。不過，這個慣例越來越少。那時成為慣例，大抵因為極權專制時代，要找個機會給人民消消氣，平民憤。現在官員自認政府的能力有限，能做的不多，不會背上「天」的責任，行使公權力和決策過程中，比以前公開透明得多，不平衡和不正較難長久積壓；官員的權力來源及正當性有民主程序的保障，反而不必這種「封建」土法了。
現代政治以理性主義為基礎
現代政治和管治古代和傳統比較，在於古代和傳統的政治和管治，往往起源於原始宗教性的神秘主義，各級統治者近乎行使神的職責，管人也管天，管人為了管天。各級統治者全權全能全管，也就要全包，為天下蒼生一切謀。全權全管易，全能全包難，但一旦全權全管，就不容你隨意檢驗是不是全能全包。整個社會的軍事、行政、道德、社會組織和倫理、教育和文化、經濟、文學藝術和榮譽制度，都按這規律塑造，永保它的平安和絕對。這成為一種文化、一種身份認同、一種價值觀和一種世界觀。人（不論統治者或被統治者）不能沒有它。奪權分權不但是統治者及其一伙不容，人心（包括 主要是被統治者）和天理也不容。質疑全權全管是死罪，質疑全能全包也是誅九族。要等到天怒人怨，天災啟示，才有官員換換位置，給老百姓消消氣。
現代政治和管治，極力擺脫宗教的神秘主義，以「人」為本，各級統治者自覺管治是近乎行使神的職責，管人也管天，管人也為了管天（和大自然鬥爭），但人有人的先天局限，各級統治者不能全權，不敢自稱全能，不敢全管，明言不能全包，為天下蒼生謀是極有限的，每個人必需為自己負責。現代政治和管治，是以理性主義為基礎，以制度和程序確保公權力和私利之間的有序對流、順暢轉化。你可以隨意檢驗和質疑公權力的行使，取而代之。
性惡而生法治
現代的法治、民主、科學技術、組織制度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相通的精神是各有各的局限，而且非常自覺，所以行使權力開放透明，互相制衡，維持社會的「成長變化」和「穩定和諧」之間的動態平衡。任何一方忘其所以，失察自己的局限，便迅速走向自己的反面。當科學以為自己「對」，排除錯的可能時，科學就死亡。當一個政治權力或組織替天行道、以我為主時，就開始脫離現實。
現代的理性主義，由人性的負面出發，性惡而生法治、無知而生科學和知識，無能而生民主，貧乏而生資本主義。整個西方主導的現代文明，從負面走向正面，仍自覺終歸負面，力加防範，尊重教育和Meritocracy。未然和或然是永遠的，已然是短暫的，是有條件的。應然和必然最終不是人可決定的。人只能，在正負之間往返游走，找查不足和質量轉化，在主客觀之間有進有退，求取生機。
現代政治和管治水平的五組成部分：（1）官員的權力和名位的取得、全法性和正當性；（2）具體事件中的角色、功能和權力（制度維持者或利益涉及者），官員的行動和角色、功能和權力是否恰當；（3）官員的認知、判斷和辦事能力；（4）事後的結果結算和經驗總結，交代和負責；（5）行使權力的全部過程中開放透明，容歧納異。（本欄每周三刊出）（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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