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2-15] 「邊界」的變遷

■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1986年10月，我來香港，行前，上海社會科學院同事說：「祝賀你出國」。我回答：「我是以出國方式去到祖國的一片土地。」在1997年7月1日前，內地居民來香港，過羅湖橋的那一刻，真有「出國」之感——兩邊飄揚的是不同的國旗，使用的是「出國」或「去國」的證件，接受的是不同海關和邊境的檢查。關於「香港是中國一部分」的觀念，與那樣一種狀況產生頗大分歧。

香港與內地需要保留「邊界」

　自1997年7月1日開始，香港與內地的「邊界」發生了變化——羅湖橋兩邊飄揚同一面國旗；內地居民到香港使用的是不同於出國的證件；兩邊仍然保留不同的海關和邊境檢查，但是，香港方面的標識鮮明地表示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另一處重要的變化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國防和外交事務歸屬國家。人民解放軍進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香港的防務，香港的領土、領空和領水，納入國家安全的統一屏障。

　然而，「香港是中國一部分」的觀念沒有隨同1997年7月1日而自然地在香港普及。這有客觀的因素。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然是單獨的關稅區；內地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必須辦理批准手續，其中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意見後確定。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內地需要在一定意義上保留「邊界」。這也有主觀的因素。156年與祖國分離的歷史，造成根深蒂固的文化的隔閡和情感的疏離，伴隨香港與內地有形邊界的，是意識形態的無形「邊界」。

「邊界」的「軟硬」之爭

　「一國兩制」的實踐是史無前例也是與時俱進的。世紀之交，香港經濟轉型和發展的客觀需要，對香港與內地的「邊界」提出了新挑戰。日益密切的經濟和人員往來要求兩地放寬「邊界」管制，不僅24小時人貨車通關，而且「兩地一檢」。至今，「兩地一檢」固然還是構想，但已指日可待。

　就在這時，反對聲出現了。有一種說法：香港與內地之間人流、物流和資金流愈益頻繁將會模糊「兩制」界限，香港不能為了經濟利益而變得「中國化」。按照這種觀點的邏輯，香港經濟不能同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地區經濟融為一體。然而，事實勝於雄辯地擊倒了這一種觀點。CEPA的簽署、實施和深化，使經濟講「一國」成為香港社會主流民意。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香港與內地的「往來邊界」應該「軟」，盡可能便利人員和貨物通關，但是兩地的「制度邊界」必須「硬」；「往來邊界軟」和「制度邊界硬」二者必須平行。這種觀點認同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卻一廂情願地企圖把經濟與政治、實踐與觀念相割裂。凡是具備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常識和實踐知識者都明白，人、物和資金的跨區域流動至於一體化，必定伴隨制度和觀念趨同乃至於同一，否則，人、物和資金跨區域流動只能停留在有限的程度或範圍。但如此，香港便不可能融入珠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也就談不上成為珠三角經濟區的中心或龍頭。

文化差異與相互包容

　誠然，區域一體化不要求完全消除各地或各國文化的差異，而是要求各地或各國文化相互包容。一個大國或者區域一體化組織往往存在著一種主流文化，同時存在著各種屬於不同群體的亞文化。哈貝馬斯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社會發展的某些方面會比在文化領域看到更多的趨同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我們看到，尤其是在西方社會中諸如貿易和生產、交通和通訊、公共教育、城市化等基礎結構方面存在著趨同性。甚至連階級和家庭結構的變化也遵循著同樣的模式。但各民族社會仍具有富於表現力的特點，還保存著自己明顯的特徵。目前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氣質跟以前一樣，明顯地顯示出民族歷史、特殊的語言和傳統的特徵。文化多元性不只是個表面現象，它還從整體上決定和影響著一個民族的制度架構。」在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漢族主流文化與其他數十個少數民族的亞文化相互包容，統稱為中華民族文化或中國文化。香港回歸祖國，為中國文化增添新的亞文化。不同的是，少數民族是以其獨特的民族文化為中國文化添彩，香港特別行政區則以其中西文化合璧為中國文化增輝。隨著香港與內地「往來邊界」愈益「軟化」，兩地的「文化邊界」也將發生相應的變化。 （本欄每周二刊出）（文匯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