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2-19] 「厭華」情緒與中日關係

■晉林波博士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亞太研究室主任

日本社會「厭華」情緒蔓延

　2004年12月18日，日本內閣府公布的2004年度「外交民意測驗」結果顯示，日本國民中對中國抱有「親近感」的僅有37.6%，比2003年下降10.3個百分點，成為1978年以來同樣內容統計的歷史最低點。與此數字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對華感到「不親近」的卻高達58.2％，比2003年上升10.2個百分點，創下了該項統計開始以來的歷史新高。

　日本內閣府的「外交民意測驗」始於1975年，每年進行一次，它是日政府為掌握國民對外意識的變化，並為制定對外政策提供參考數據而進行的一項可信度較高的調查。在80年代末以前，日本國民對華「親近感」年度平均值在70％以上，與一直佔據首位的美國相差無幾；1980年曾一度高達百分之78.6，超越美國。然而，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對華「親近感」卻不斷下降，以致去年降到不足40％的歷史最低點。

　事實上，伴隨著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對華「不親近」感的直線上升，日本社會上的「厭華」情緒在近年來一連串的中日正面衝撞事件中不僅以「過激反應」的形式表露無遺，而且還呈現出進一步蔓延擴散的態勢，並逐漸取代以往的「親近、友好」的主流對華觀念的勢頭。

　「厭華」情緒的蔓延一方面是中日關係面臨困難和挑戰的真實反映，另一方面這種情緒的長期存在和擴散，又不可避免地反過來阻礙中日關係的改善和進一步發展。

　從表面上看，促使日本對華「親近感」不斷萎縮和「厭華」情緒日漸增大的直接原因，是中日關係中的諸多難題無法破解所致，但是，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在這些一目了然的表面因素的背後，隱藏著需要深究的「根子」。在筆者看來，當今日本社會中較為普遍的對華恐懼心理和不滿情緒以及日本對外認識上時而出現的強烈的危機意識等思想認識方面的「隱性因素」，構成了推動日本對華感情由「親」變「疏」和「厭華」情緒不斷蔓延的深層原因。

「中國威脅論」與「恐華」心理

　當今日本社會對華感情的重要特徵之一是「恐華」心理的普遍存在。這種心理的形成有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而「中國威脅論」的流行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日本國內的「中國威脅論」出現於上世紀80年代末期，與冷戰結束後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有密切關係。在冷戰時期，由於中日兩國均把前蘇聯視為首要威脅，所以儘管當時長期存在於中日之間的政治上的對立並未完全消失，但雙方相互抱有的敵意卻非常稀薄。在此形勢下，中日兩國對對方的恐懼心理也就非常微弱。冷戰結束之後，前蘇聯的解體使中日兩國失去了昔日的首要威脅，引發了彼此戰略關係的重大變化，「中國威脅論」開始登場。這一論調的主要觀點是：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和軍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中國已經或將會對日本的生存和發展構成「現實和潛在威脅」，日本有必要及早採取預防性措施，更加有效地應對中國崛起的現實。

　目前，在日本的政、軍、商、學界以及普通的民眾當中，對中國國家綜合國力不斷發展壯大的恐懼心理和不信任感普遍存在，已經成為影響日本社會主流對華觀念和日本政府對華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2004年12月，日本在新出台的「防衛計劃大綱」中明確指出，日本將密切關注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進程、海上軍事活動以及台灣海峽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等，這表明日本社會對中國抱有的恐懼和不信任心理，已在影響日本對華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歷史問題」與「厭華」情緒

　近年來，中日兩國在政治、安全、經濟和文化領域中的摩擦事例頻繁發生，而日本社會「厭華」情緒在兩國之間發生的一連串正面衝撞事件中都有十分明顯的表現，其中在「歷史問題」和「台灣問題」上的表現最為突出。「厭華」情緒認為，中國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對日方錯誤言行的批評是對日本國家的「無休止的輕蔑」，是在對日外交上「打歷史牌」；中方提出的要求日本領導人停止參拜靖國神社、反對日本學校使用歪曲歷史的教科書、以及要求日本拒絕向台獨勢力的總代表李登輝發放赴日簽證等是「公然干涉日本內政」；中國國內進行的多數愛國主義教育是「反日教育」，中國國內「充滿濃厚的反日情緒」；中國對日本多年來提供大規模政府日圓貸款和對華經濟援助「甚少宣傳」；中國對台不放棄武力對日本的海上通道和亞太地區安全形成了「重大威脅」；中國政府在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問題上持「消極態度」並傾向實施「打壓」政策。持有這些不滿情緒的人公開主張，日本政府應以強硬姿態頂住來自「中國的政治壓力」，使中日政治關係走出過去的「不平等困境」，實現「正常化」。

　如果說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國內的上述對華不滿情緒仍主要來自反華勢力的話，那麼在當今的日本國民特別是青年人中，對華不滿情緒擁有相當的市場並且呈現不斷擴大之勢。日本「厭華」情緒之所以能不斷擴散，與冷戰後日本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特別是由於左翼政黨和主張對華友好的政治力量的大幅度萎縮，使「厭華」情緒的膨脹失去了政治上的制衡力量等有直接關係。從目前形勢看，日本國內缺乏推動在「歷史問題」上與中國達成共識的政治意願和力量。如果今後「歷史問題」持續成為中日關係的焦點，那麼「厭華」情緒的擴散將難以得到有效的抑制。

　強烈的危機意識是日本國民對外認識上顯示出來的重要特徵，也是推動日本對華觀念發生變化的認識上的深層根源之一。因為不論是從歷史事實還是從現實狀況來觀察，日本堪稱是東亞各國中危機意識最強烈的國家。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每當日本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時，日本國內強烈的危機意識就會以兩種形式表現出來。一種形式是明確樹立戰略假想敵；另一種形式是極力強調國家觀念和民族主義。

危機意識的表面化影響中日關係

　從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強烈的國家危機意識曾先後驅使日本將中國、俄羅斯、前蘇聯以及美國等國家視為戰略假想敵。而這些假想敵最終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先後變成了日本真實的戰爭對手。與此同時，在強烈的危機感和假想敵觀念的刺激下，日本社會的國家觀念和民族主義得以迅速膨脹，要求保護和擴張日本國家利益的呼聲也隨即高漲，最終為軍國主義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有利的內部條件。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面臨的許多經濟和安全方面的內外因素，諸如：日本經濟的長期蕭條、犯罪率和失業率的上升、美國經濟規模的擴大與信息技術的領先、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高速發展、朝鮮的導彈與核武器開發、中國的國防現代化進程和海上軍事活動以及海洋調查行動等等，都在日本媒體不同程度的渲染下，強烈地刺激著日本國內危機意識的表面化。

　從總體上看，日本國內危機意識的急劇上升並非完全由「中國因素」引發，所以它的影響也不會僅僅限於日本社會的對華感情。但如果從地緣政治和「中國崛起」在當今世界引起的巨大震動來看，日本國內危機意識的高漲無疑是促使日本社會對華感情發生變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不僅如此，這種危機意識與「恐華」心理和「厭華」情緒在更深層次上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對當代日本國家觀念和民族主義的刺激效應等，將對未來的中日關係產生嚴重影響，中國對此應密切關注。(轉載《中國評論》2005年2月號)（文匯論壇）